到《福建日报》以后，参加闽侯县干部大会，在他们的讨论和发言中，我发现闽侯县九区后溪乡有问题，就想去做个调查。有同志知道我这个想法后，就劝我说：“我们都来自山西，亲不亲同乡人，美不美一江水，何必那么认真，搞得大家不开心。”的确，我是从闽侯县委调到《福建日报》的，闽侯县的许多干部是我的同乡、同事、老领导、老上级，要对他们进行批评，确实要出于公心、不讲情面。我当时想，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关系到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能不能贯彻执行。我下决心步行90里、翻几座大山去后溪乡。结果是三进后溪乡，步行540里（那时没有公路），经过半年多反复调查，写出14000多字的调查报告。经总编辑办公室林振夏同志（后任总编辑，1994年过世）精编，缩短为6000多字。林振夏同志建议：先送《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转省委批。他还替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同时建议我给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写一封信。过了三个多月，省委纪委检查委员会给我回信说：“你给《人民日报》的稿子和给叶飞同志的信都收到了，内容查实后，将在《福建日报》上公开发表。”到1953年2月8日《福建日报》发表时，离我第一次去后溪乡调查一年多，我已经离开福建调到上海《解放日报》。福建省委还通过“后溪乡事件”这个典型，发出整顿落后乡的指示，要求检查全省落后乡的工作，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并将检查情况向省委报告。以后我到福建采访，有些地、县领导干部说，他们是通过“后溪乡事件”的报道才认识我的。

  闽侯县委开始时，对我写的调查报告不够重视，也没有认真处理，直到《福建日报》公开发表后，才紧张起来，开紧急会议，采取紧急措施，认真调查处理。又过了一个多月，1953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发表“中共闽侯县委接受《福建日报》的批评对后溪乡严重事件作检讨”。从县委的检讨中可以得出对我“调查报告”的态度：“去年6月，报社记者吉景峰同志把后溪乡的情况基本弄清后把材料底稿送给我们。我们仅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觉得后溪乡是有问题，但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就放下了。以后吉景峰同志来闽侯县采访时，又多次口头与县委正副书记谈过，但由于我们的群众观点薄弱，对群众的痛苦、呼声漠不关心，因此还未能重视起来，只是口头上说：‘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处理。’……吉景峰同志为了对人民负责，又曾两三次写信给我们，征求县委正副书记对后溪乡的看法与处理意见，都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原因是在山西时我和他们是上下级关系，文化水平低，他们不相信我刚调到报社，就能写“调查报告”见报）。

  关于后溪乡的报道，在福建全省掀起一个改进落后乡工作的热潮。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决定的精神，不仅适用于过去、现在，也适用于将来。

   藕断丝连福建情

  我从山西到福建又来到上海，“文革”中还在黑龙江、安徽转了十年，但我的福建情丝未断。到《解放日报》后，我又被派驻福建记者站。我走了大半个福建，采写了东山岛由白变绿、惠女水库利万民、音西大队改坡地为良田、闽江渔民翻身记、重访厦门岛上的亚热带植物园、小学教师纪治花、农民科学家黄宝洛等报道。

  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的许多山西老乡，也是我老伴林淑英出生成长的地方。

  与新闻界的联系更多一点，至今还按期寄给我《福建新闻界》和出版的有关书籍。

  值得我尊敬的是：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王仲莘同志（我在《福建日报》时，他是副总编辑，后来我和他跟着叶飞同志在闽南搞“四清”七八个月，几乎天天见面。他对我的为人和思想作风比较了解）写了《吉景峰现象》一文，介绍我的新闻工作经历，刊登在2006年第一、二期《福建新闻界》和《炎黄纵横》上。这一下又把我和福建联系起来。他在文中说：吉景峰“自掌握文化以来，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没有放松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没有丢掉劳动人民的本色，一直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这是一位老同志对我的鼓励，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