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孙国桢受命担任海军学员方队阅兵训练总教练，参加国庆两周年阅兵。从此，他便与阅兵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要把队列走好，把正步走好，孙国桢研究了很多训练方法。他从朝鲜族妇女顶物行走中悟出“顶帽练兵法”，收到很好效果，“顶帽练兵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那时，只要有时间，曲萍就爱往训练场跑，观看孙国桢潇洒走队列，踢正步。然而，一心扑在训练场上的孙国桢，竟然没发现一位漂亮的小姑娘在关注着他。

生性耿直的曲萍，决定主动出击。经过多次观察，曲萍发现，孙国桢每天到训练场都要经过一座小桥。于是，她把小桥作为“伏击”地。有一天，孙国桢和往常一样，经过这座小桥时，等在那里的曲萍突然出现在孙国桢眼前，把早已写好的纸条交给他。孙国桢拿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和你交个朋友行不行？”对这次突然伏击，孙国桢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不知所措地红着脸说了句：“你这个小姑娘还蛮复杂的。”听到孙国桢的话，曲萍羞红着脸跑开了。

从那以后，只要学校有舞会，孙国桢就主动邀请曲萍跳舞。孙国桢在英国正规学过交际舞，跳得很优雅、很潇洒。他带着曲萍跳舞，很舒展、很轻盈。虽然他比她大11岁，但人们认为他俩很般配，是天生一对。

2“海校一号女强人”为丈夫平反

正当他俩沉浸在甜蜜幸福之中时，父母却担心曲萍如果跟了孙国桢的话，以后会吃苦头。

“你可要三思啊!”孙国桢也诚恳地对曲萍说，“我是起义人员，家庭成分不好，年龄又大，跟了我你可要背包袱啊!”岂料一天，曲萍独自来到海校政治部组织科，把写好的结婚申请书交到科长的案头：“我要求嫁给孙国桢，我不希望他30岁了还结不上婚，请你们马上批准!”科长惊诧地瞪大了眼睛，他还是头一回见到女孩子主动打报告要求嫁人哩！

1955年5月26日，生性倔犟的曲萍不顾父母的反对，与自己心爱的人孙国桢结婚了。“结了婚以后，我才知道，孙国桢太直了，说话办事如同走正步一样，只知道往前走，不知道拐弯。就这样，他得罪了一些人，因此也挨过整。”

国庆阅兵式结束后，曲萍掐指盼望着丈夫的归期，不料等到的却是丈夫被隔离审查的消息。整整半年，他们夫妻不得见面。此后，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孙国桢成为“老运动员”：每年国庆阅兵式一结束就照例接受审查；翌年受阅部队一开训便获得“解放”，重新活跃在阅兵场上。曲萍很为丈夫打抱不平，孙国桢却总是豁达地开导妻子说：“对祖国只能有百分之百的忠诚，不能有千分之一的抱怨。”

“文化大革命”第二年，造反派开始揪斗孙国桢，说他是“假起义，真潜伏”，把他打成“特嫌分子”看押起来。曲萍也跟着受迫害，不仅军籍丢了，工作没了，而且行动受监视。可这个坚强的女人没有在逆境中倒下，为了抚养子女，支撑这个家，她当过铸造工、搬运工、水暖工，也曾顶着烈日到海滩上晒海带，冒着大雪拉平板车挨家挨户送煤拉炉灰……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仍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爱，自己动手用旧军服改成合体的旗袍，用从柴禾堆里挑出来的木料和旧毡子做成沙发，还用罐头盒做成二胡教子女乐器乐理……造反派们要批斗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不得不碍于一个公认的事实——曲萍是海校最能吃苦的女人。

1968年，孙国桢被发配到远在千里的草陀子农场“劳动改造”，去了一年半，杳无音信。曲萍去找专案组的负责人，质问他到底要“改造”孙国桢多长时间？那位负责人回答：“没有年月。若等不得，你就改嫁！”

曲萍一气之下决定千里寻夫。她把两个孩子送到姥姥家，背着一个行李卷，领着几位和她有同样遭遇的女人一起上路。临行时，她把自家的门窗用厚厚的木板和长长的铁钉全部封死，以示找不回丈夫不回家的决心。曲萍此举震惊了海校大院，大伙儿送她一个绰号——“海校一号女强人”。

后来，孙国桢和曲萍双双回到大连海校。然而，孙国桢的案子还是作为“历史问题不清楚”被挂了起来，以致后来两个孩子因为父亲的这一问题迟迟入不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