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谐中寓庄

剧作以悲剧性的社会矛盾冲突做为骨架，从中提炼出喜剧因素，在哭泣中蕴含欢乐。

《贻顺哥烛蒂》以悲剧性的社会矛盾作为喜剧故事殿开的的基础，从悲剧性的社会矛盾中提炼出喜剧因素。《贻顺哥烛蒂》描写的年代选择在外国入侵，国家动荡，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以一个穷人家庭，儿子蒙难，媳妇被迫改嫁的悲剧性事件作为故事的骨架。陈友德，陈春生父子俩儿，都为般工，靠替资本家罗炳文出海压货为生。年关将至，罗炳文为了一已私利，逼迫春生出海，结果遭遇海难。春生虽幸免于死，却被困国外十年之久，与家人失去联系。陈友德为了还债，被迫将新媳妇春香嫁给小商人丝线店老板马贻顺。十年之后，春生、春香缍得以团圆，然而，老汉陈友德却再也看不到这感人的一幕了。这显然是一件深藏着痛苦的事，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内容：混乱的社会制度和得势的恶人，共同造成善良的穷人的悲剧命运。

“巧合”是春生家发生变帮的间接原因，由此引发可笑的吝啬鬼马贻顺的故事。寒冬腊月，罗炳文的船“犯风失水”，三十二挑麻舢全部沉没。在当时的求援条件下船员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然而，作家却运用“巧合”让春生得救。得救之后的春生本该回到福州，但是又是巧合——救春生的船长是个奴隶贩子，春生被卖美观南洋。十年之后才得以返家。可以说，剧作中的巧合是情节的生长点，也是这出讽刺喜剧亦悲亦喜的情感转折点。按照当时的婚姻制度，十年之后回到故里的春生不可能与已为人妻的春午再续前缘。但是故事最后，由于马贻顺的吝啬，春生和春香得以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留给观众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圆满结局。这样不仅鞭笞了讽刺对象，也造成了一种“寓哭泣于歌笑”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从人物形象上看，邓超尘先生运用中国传统创作方法，成功塑造了处于社会动荡时期，旧福州马贻顺等几个小人物形象。“贻顺哥”已经成为福州人心中吝啬鬼的代名词。西方一位喜剧理论家说过，“一部戏剧的永久的价值却在于人物塑造。”11从这点上看，邓超尘先生的《贻顺哥烛蒂》无疑是成功的。

《贻顺哥烛蒂》产生于鸦片战争后的战乱年代，然而观众在此剧中却完全感受不到战火的硝烟，剧目中的情节，对白无全服务于福州人的世俗生活气息，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福州的社论历史环境、风俗习惯和语言。脱离于时代政治的讽刺喜剧受到福州观众的热烈欢迎，折射出当时福州娱乐至上的市民观的悄然出现，并逐渐确立了一种美学姿态：直言不讳地追求娱乐性。世俗性，消闲性的喜剧定们体现了剧本创作中平面化的价值观，日常世俗化的艺术思想，以及可观赏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