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质询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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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170多名北京团代表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上海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

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陈锦华回忆，在那次人代会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共提了60条意见。有代表对厂址的选择提出质疑：“听说目前选址的地基是软土层，桩基位移，工厂会滑到长江里去，是否确有其事？”有代表担心对宝钢的投资是个无底洞，“宝钢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能像冶金部部长唐克所讲的13年收回投资么？”代表们还对宝钢建设的规模、环保、进口矿石等问题提出质疑。

时任冶金部部长唐克等，认真回答了代表们的质询，详细介绍了有关的数据。但是代表们仍然不满意，表示要继续关注宝钢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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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起质询案，史称“共和国质询第一案”。但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本次质询成为孤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地方人大代表率先打破沉默。1989年，在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副省长杨汇泉先被代表质询后被罢免。1994年11月，21名广东省人大代表联名对省国土厅提出质询案……

据悉，为了保证代表的质询权，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此后，全国人代会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都对代表询问和质询作出较详细的规定。

罢免副省长湖南开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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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召开的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就清理整顿公司的问题向省政府提出质询案。不料，负责该项工作的副省长杨汇泉在回答代表质询时，对涉及省政府负责人子女、亲戚在公司任职等相关情况一问三不知。177名代表很不满意，联名对杨汇泉的副省长职务提出罢免案。结果以506票赞成、162票反对、98票弃权获得通过。

“这是藐视代表，藐视人民的权利，代表当然有理由对他表示不信任。”亲历此事的湖南省七届人大代表傅学俭表示，罢免的理由很充分———符合法定程序，经得起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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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大发展史上，首例由代表联名提出并获通过的罢免省级政府负责人的案例。代表们认为，罢免一位副省长的影响远远超过选举一位副省长的影响。这意味着人大可以依法监督、处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称职、腐败行为，对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学者评价认为，这是真正的“问责”。

地方人大为烟农成立“特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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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收到关于该区烟农受灾理赔问题的代表质询案。代表们要求该区财产保险公司兑现1997年的烟农受灾赔偿款。大会主席团经过认真研究讨论，认为这是一起经区政府协调一年而无果的棘手事件，于是决定成立

“1997年全区烟农受灾理赔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特调会”)”，查清全区烟农受灾情况，督促该区烟草公司向区财产保险公司索赔。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特调会查明，全区烟叶受灾面积有3162亩。在区人大常委会的督促下，拖了3年之久的烤烟保险赔偿纠纷有了公正的结果：800多户烟农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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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问题调查被誉为人大监督的“重武器”，是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一定的程序，认为有必要时启动的一种监督手段。1954年宪法最早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特定问题调查权。有评论认为，武陵源区人大顺应代表的诉求，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程序，意味着“决意”寻找问题的真相和症结。特调会的行动不仅代表着人大监督的力量，也有法治理念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