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

金冲及讲述了两则故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吴稚晖到总统府去看他，见孙中山和胡汉民住一个房间，那里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卧室。因为吴稚晖年长，孙中山就请他一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吴稚晖就要睡着了，看到一个人轻轻地走进来，在他的床底下放了一个东西。他一看，是孙中山亲自给他放了一个便壶，大为感动，而那时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啊！扬州有个盐商去看孙中山，一见面就跪下来，孙中山把他扶起来，盐商说大总统就是皇帝呀！孙中山说，我们大总统是人民的公仆。

“从材料上看，可能孙中山是最早讲‘人民公众的仆人’的。”金冲及说，“到南京一走进总统府，有一个感觉，原来是两江总督的衙门，后来太平天国洪秀全进去就是天王府，你说洪秀全他不也是个农民吗？他一进天王府，就像做皇帝那样，三宫六院都有了。比一比，就可以知道：孙中山真是平民总统，这一点他确实是当之无愧。”

孙中山认为，国家、国民和官吏的关系是：“民国如公司，国民如股东，官吏如公司之办事者，故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官吏由自由国民所举用，“当其才者则选”。而使国民真正成为一国之主，国家元首、百官变为国民之公仆，“此为政治之革命”。

孙中山在南京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坚持写入“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使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这部约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主权在民的国家约法，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的专制制度。这部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诉讼、考试、选举、被选举等权利。

“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泽东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文中说。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正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他后来回忆：“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他还说：“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

孙中山将人类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洪荒时代，二是神权时代，三是君权时代，四是民权时代。他认为，这四个时代是依据人类社会进化的定律循序演进的。“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孙中山说，“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抵抗。”他批判清朝君主专制的罪行，包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认为“中国数千年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说，一部中国历史，充满了朝代的更替和战争，总是在一治一乱中循环，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人们争做皇帝，唯一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专制制度，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他从不贪恋权力，是真正的民主追求者，为以和平方式获得中国问题的解决，他让大总统之位于袁世凯，自己则倾情于谋划中国的铁路建设；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他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南京新政府无庸建设华丽宫殿，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吾中华民国如无合宜房宇组织新政府，则盖设棚厂以代之，亦无不可也。”他两任大元帅，从不为家人谋取特权，1912年，广东各界纷纷给孙中山来电，请他同意让其兄孙眉担任广东都督，他坚决不同意；他从来不置家产，在上海的所谓“住宅”，是三位加拿大华侨集资而设。他逝世后，熊希龄如此感言：“孙先生做过大总统，仅遗留数箱破书与宋夫人，其持身清廉，非其他伟人所能及。孙先生治丧费，仅用三万余元，尤足征治丧处诸公，善体孙先生廉介之至意云。”

可是，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很快，袁世凯就做起了皇帝梦；再后，北洋军阀将国会操纵于股掌之间，国会之士也沦为给钱就卖身的“猪仔议员”——要在皇权专制大行两千多年的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何其难也！为此，孙中山不得不进行“二次革命”，发动“护法运动”，为捍卫辛亥革命的宪政理想，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中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也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对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的一生，高度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