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传统爱国思想转化而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思想本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古代爱国思想中的“国”还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而是封建王朝；“族”也不是近代意义的民族，而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所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曾经作为揭露清朝统治残暴性的斗争工具。可是，当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体系强加于中国身上的时候，那种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的传统爱国思想的局限便突显出来。

在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中，将爱国情怀与推翻清朝统治的行动一致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在酝酿革命的初期，革命派“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主张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但是，在认识到各民族已经历史地形成了大中华民族的格局，而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列强环视下的险恶国际环境中的时候，革命派提出了“仇一姓不仇一族”的口号，把国家主义区分为“心理的”与“法理的”，认为“自法理上言国家主义，则爱国家者非意识的活动，而机械的活动也”。“所谓国家主义者，当以心理的国家为基础以立说，不当以法理的国家为基础而立说”（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用明白警醒的语言，指出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不至被帝国主义最后鲸吞瓜分。他们对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都有明确的阐述。因此，不能认为革命派仅以“反满”为唯一的目标，相反，他们以为革命最终要解决的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全民族的要求。“振兴中华”的口号自提出后，就逐渐表现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与目标，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

辛亥革命中迸发出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还表现在认识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上。辛亥时代的爱国者，强调“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主张“国魂者，原于国学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他们反对固守旧规的顽固派，但是并不同意全盘欧化，特别警惕西方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依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同时，辛亥时代的爱国者们声明，其所谓国粹绝非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君学”，而是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在野之士“本其爱国之忧，而为经世之业”留给后世的为帝王所不喜的学问。那是闪耀着爱国和民主精神的学问，是“以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惜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的文化传统（鲁迅：《文化偏至论》），是展示人性的美德，具有反侵略、主正义、崇人道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该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样被发扬光大，作为国人爱国主义的源泉。同时，他们对来自西方的文化也有客观的评价：“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主张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为我所用。

辛亥时代的爱国者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以为“教育者，爱国心之制造场也”，“果能图教育之兴耶，则爱国心不难养成也。”严复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中国诸多问题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教育的落后是贫弱的根源，也是国人爱国心薄弱的原因。梁启超也同意这一观点，认为“空言爱国无救于国，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为要也。”正是通过教育，具有近代思想特征的爱国主义逐渐在国人，首先是青年学生中间被接受和传播，辛亥革命和随后的五四运动，使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到新的高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执笔人：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