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海纳百川彰显“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福建文化特质

孙绍振

人民网福州5月9日电（记者 吴海虹 林榕/文 钟汉全/图）“福建精神中的‘海纳百川’不能简单地说是海洋文化，她是具有包容性的，并且非常开放，总的来说是一种刻苦的冒险精神。”昨日，著名作家、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孙绍振对本网记者讲述了他眼中的“海纳百川”。

孙绍振认为“海纳百川”的文化背景颇具特点，其中各要素既相互融合，体现了福建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宽阔胸襟，又各有不同，在差异的碰撞中迸发纷呈异彩。

祖籍在福建长乐的孙绍振，自小却生长在上海，随后赴京求学。尤其是北京求学的经历，让他全面受到首都文化的熏陶，吸收着当时福建地区所不具备的先进知识。正是缘于此类不同于福建本地人的成长经历，从某种意义上，使得孙绍振拥有一种类似“旁观者”的冷静眼光，从而能够更为从容客观地品读“福建精神”这盘棋局的奥妙。

“海纳百川”极具闽特色，比较之中更显开阔

孙绍振认为，与上海、山东、广东相比，福建很有特点。福建是一个沿海省份，但福建人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它的文化与中国传统的长安、洛阳文化有一脉相承之处。落脚于沿海的福建人民经过长年的积累，演化出了气势开阔的闽文化：它有一种往外冲、向外发展的倾向，似乎既有中原文化与生俱来的厚重感，又具有毫不畏惧大海狂风巨浪的冲劲。

“展开讲，上海的移民多来自江苏北部，苏北移民作为苦力逃荒至上海，还有一部分人来自宁波一带，他们聚集了一定的资本，在上海成立洋行，跟西方资本主义相结合，另外一部分是无锡的民族资本家，也就是三个帮，宁波帮、无锡帮、苏北帮，共同构成了上海文化的特点——底层劳动人民居多的江北帮带来了刻苦精神，宁波帮和无锡帮则带来资金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它是一种更为先进前卫的文化思潮，这也促使上海成为中国最初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心。上海具有两种文化特点，一种来自于上海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工人，另一种是上海的资产阶级，即洋行买办。”

“而生于民生凋敝之地的山东人因为破产，从晚清末年开始往外发展，也就是闯关东。东北土地辽阔、土壤肥沃，加上山东人自身具备吃苦耐劳的品质，使他们得以在自然环境相对严峻的东北扎根。但与福建居民向海外发展所不同的是，山东人闯关东属于向陆地空间扩张。”

福建人的向外发程度展与广东人不相上下。不安于现状的冒险精神，使福建人的踪迹遍布全球各地。以美国为例，在纽约唐人街充斥耳鼓的几乎都是闽方言，而旧金山唐人街则是满街粤语此起彼伏，这又构成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同样是来自中国的华人势力，福建和广东看似相仿，实则大有不同。

“简单地拿方言来讲，广东人的方言自豪感是异常强烈的，非粤语不说。而福建人除了闽南、闽东及其他闽方言，几乎都有能力且愿意操持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孙绍振如是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广东人过于强烈的方言自豪感，从某种程度上反而使其在接纳外来事物方面显得封闭。”他曾在散文《归化泉州》中提到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小故事，由于不会讲粤语，他在广州连买一个普通保温瓶都异常艰难，面对广东式“语言歧视”的巨大压力，这位来自首都的大学教授，即使具备“舌头可以卷成三个圈”的本领，也难逃与“冰山”售货员僵持不下的命运，费了好大力气才搞定区区一个保温瓶。

“这是与外部相比，就福建内部而言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可归结为四个字‘和而不同’。”孙绍振将福建人分为闽南人、福州人、莆田人和客家人四部分，这四种人的性格、文化特点既相互区别，又有所交集，共同组成了福建精神的“海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