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海纳百川彰显“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福建文化特质

孙绍振的讲座总是座无虚席

闽南人与福州人：冒险家与思想家

“由于福建的地理位置，福建人向东南亚发展顺理成章，泰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闽南人的冒险精神是令人无法想象的。由于出生地多为丘陵地，贫瘠的沙质土壤，又缺乏淡水资源，虽然亚热带气候还不错，但是土壤质量和雨水量不能保证，随着人口的不断繁殖，土地难以负担。这种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着实束缚了骨子里活跃着冒险因子的闽南先祖，他们愈发不安于现状，最终谋求向外发展。这种行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冒险，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先进机器，作为农民更是缺乏资金，基本上只靠一只帆船在大海上漂泊。如果幸存下来就抵岸拼搏，否则也只能不了了之。闽南航海家中典型代表是郑成功和施琅。”

闽南人的不安分与中国西北地区人民的安土重迁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闽南人出海可以说是一种不安天命的赌注——拼搏的羽翼往往在下定决心冒险之后才得以振翅翱翔。

“第二种是福州人，福州人倾向京都、中原文化，通过读书，走仕途经济，朝中央发展，比如林则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大开，福州地区涌现出大量启蒙思想家和文化大师，著名的有林则徐、严复、林觉民、冰心包括林徽因以及她的父亲林长明。由于这些人多聚居于三坊七巷，那里可以说是当时福建地区一个启蒙文化的堡垒，是一个走在辛亥革命前沿的文化沙龙。福州人的开放性更多表现在思想启蒙上，福州人向海外发展不单单是追求个人命运的改变或经济上取得成功，更多的是探索国家民族的复兴道路，这也是其中一个特点。”

由此，闽南人与福州人的差异显而易见——闽南人农民出身比较多，凭借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和赤手空拳的拼搏精神向外拓展，是一种航海家的形象；而福州人在文化上更多地与中央王朝有所联系，所以福州人做京官的非常多 ，是一种儒士的形象。

莆田人与客家人：具有东方的“犹太血统”

“第三种是莆田人，莆田人也很重视文化，莆田的秀才、举人、进士都是数不清的，在这点上与福州相类似。但是莆田人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的方言区特别小，不像闽南人的方言区，分布范围之广令人乍舌。莆田人特别有凝聚力，当他们到了省外这一凝聚力更为显著。 莆田人尤其善于经营做生意，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莆田人的灵巧、灵活甚至是狡黠，都成了他们的标签。”

“还有一种文化不可忽略，那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其祖先源自中原，由北往南迁，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客家人特别传统且重视文化，客家文化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征，另一方面又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有人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由于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客家因迁徙而产生，迁徙的过程无疑是艰辛的，但客家先民披荆斩棘，排除万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尽管处在偏僻山区，却丝毫不减客家人向外发展的闯劲，反而造就了他们坚韧的品性。

相对而言，莆田人更多地表现出他们的“灵巧”，而客家人的“坚韧”则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莆田人在商场的敢闯敢拼，还是客家人在流浪中的求生存求壮大，都赋予了他们具有东方特色的“犹太血统”。

我的文学成就与“海纳百川”有关

孙绍振坦言，他的文学成就与海纳百川的福建精神有很大关系：“由于福建与港台在地缘上很接近，而且华人华侨比较多，与港澳台同胞往来较为密切，自然而然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血液 ，使我们的文化比较开放。地缘上的优势使文化交流渠道增多，能够突破一些禁锢和封锁，那么自然就形成一定的思想基础和趣味基础，在这里，思想的火花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

“我个人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我的祖籍在福建，却是在上海和北京长大的。即便如此，当我带着北京最先进最开放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回到福建时，我与这里的氛围一拍即合，这片土壤给我了自由思考的空间，让我拥有自己的思想。”

如今孙绍振已在福建生活了50几个春秋，他对福建有着深厚的感情。孙绍振曾在文章中深情自白，“在泉州，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日子。但是，留在我记忆中的泉州，不是苦难的炼狱，而是精神的庇护所。如果要我选择灵魂的故乡，我将毫无犹豫地选择泉州，并且为此而感到自豪。”泉州之后，他的脚步遍布福建，福州、厦门……都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或许对孙绍振而言，50年前泉州街头小贩特意为他留起的烟熏笋、桂圆干，以及那些在料峭的早春与他一起下田挖土的乡民，早已最好地诠释了“尊重差异、和谐共生”的福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