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莆仙戏”：源于宋而盛于明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仅仙游一县就有戏班60多班。当时，湖南人陈盛韶任仙游县令，他在《问俗录》中记载：“俗喜歌舞，里巷婚丧，靡不演剧，而价亦廉。合邑60余班，闽人通称七子班。乐操土语，别郡人终日相对，不达一语”。据调查统计，从清中叶到清末，莆田、仙游两地的戏班达到150多个。并从昆曲、弋阳腔及乱弹等声腔中吸收了大量传奇剧目，改调而歌，使莆仙戏传统剧目更为丰富。

此外，清代莆仙戏还出现根据时人时事或地方故事编演的时事剧。其中有揭露仙游县令宋某胡乱判案，草菅人命，造成冤案的《王监生》；有反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廷一品大官被英、法侵略者驱赶上街扫马粪的《红顶扫马粪》，以及《林则徐禁烟》、《吗啡劫》等。

民国时期，京戏、闽剧相继传入莆田，京剧的武打表演与侠义剧目，闽剧的机关布景和表演手法，都对莆仙戏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后台伴奏也从原先的锣、鼓、吹单纯的乐器，向民间吸收了“十音”、“八乐”中的部分乐器和外地剧种的乐器，诸如二胡、板胡、琵琶、三弦、扬琴、大提琴等，使莆仙戏音乐形式更加多样与抒情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莆仙戏演出活动十分活跃。民国9～12年(1920～1923年)，“紫星楼”班首次出国，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伐子都》、《征东》、《征西》、《三国》、《封神榜》等剧目。民国16～19年(1927～1930年)，双赛乐班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天豹图》、《瓦岗寨》、《水浒》、《三国》、《方世玉打擂台》、《王魁与桂英》等。这一时期，莆仙戏剧坛上涌现一批著名演员，如生角黄文狄、老生傅起云、净角林元、小生郑应、净角林炉、旦角陈金标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9年，莆仙戏处于低落时期，戏班大量减少，艺人纷纷改行或星散农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仙戏获得新生。50年代初，莆田、仙游两县文化主管部门，组织戏班艺人，学习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改戏、改人、改制”政策，对莆仙戏进行恢复和改革工作，莆田县的“新共和”、“益华风”、“赛凤凰”、“新民风”、“赛天然”等40多班，仙游县的“新仙和”、“新泉春”、“新玉和”等10多班，先后恢复演出。他们分别移植、改编并上演一批来自老解放区的剧目，如《闯王进京》、《林冲》、《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九件衣》、《血泪仇》等，受到观众赞赏。1951年至1952年，由文化部门派出干部和由艺人民主选举产生剧团领导班子的新型剧团(如莆田县典型剧团和仙游县实验剧团等)先后成立。1953年，莆田县建有大众剧团、劳动剧团、荔声剧团、和平剧团、前进剧团，仙游县有鲤声剧团等，推动了剧目编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