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情消费”回归理性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快到了，面对中国三大传统节日，许多人又在为过度的“人情消费”送礼而“白头搔更短”了。

近年来，最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诟病，但又欲罢不能的习俗，恐怕非人情消费莫属。“人情消费”没有一条成文的规定，也没有强制性的执行机构，但所有卷入其中的人士都高度默契地遵循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潜规则”，什么场合、什么对象该有什么样的“人情表示”，都不会搞错，也不能搞错。更让人顿生惊悚之感的是“人情消费”超越时代的生命力：不管是保留历史之根的农村，还是引领时代的都市；无论是信息闭塞的老人，还是新潮的青年；无论是量入为出的工薪阶层，还是日进斗金的富裕人士；几乎都为“人情消费”所左右。就覆盖面而言，唯一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习俗可能就是清明祭扫，而且在性质上，祭奠是否可以视作生者对逝者的“人情消费”？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岂不是等于承认祭扫因为“人情消费”而存在，而不是相反？

“人情”已失去经济合理性

表现为特定场合送礼的“人情消费”，在小农经济时代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合理性。在日常收入有限而人生重大场合支出庞大的传统社会，个人及其家庭积蓄有限，“小额贷款”之类的金融服务极为有限，而且利率相当高，生活中因此自发地形成了亲友圈凑钱帮助某一成员解决重大开支的机制，这就是“人情消费”最初的经济功能。如果只是单纯帮衬，原本不需要规定具体数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即可。但由于亲友圈内在的就是一个“互惠圈”，今天你帮我，明天就该我帮你，礼尚往来是公共行为的逻辑，“人情消费”自然形成了“对等交换”的原则，而金额标准一旦明确，“人情消费”对送礼人的压迫马上显现：现在“人情”的金额不取决于送礼者的能力，而决定于送礼的场合和受礼者的地位，而恰恰是这两点，在“人情”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之后，产生出越来越大的社会和道德的负面效应。

在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中完全需要依靠亲友送礼来支付重大场合的情形，客观上越来越少，“人情”时常就在亲友相聚的场合直接就被“消费”了。这意味原本“化零为整”的集资策略，现在已经被重大场合的“化整为零”显摆策略所完全对冲。问题是，办事者可以不在乎亲友的礼金，而亲友中却绝对不会没有深感送礼压力的人士。更令人不堪承受的是，翻箱倒柜凑齐的礼金被浪费了，而日后自己有事需要帮衬时，好不容易收来的礼金，又不能用于需要的场合，而只能在“夸富宴”中被糟蹋，这才是真正的“暴殄天物”，也是“人情消费”为深受其压迫的人士所诟病不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