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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助同志(一九一四——一九四一)是福建省福州市亭江象洋村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闽东北军分区政委，中共闽东北分区委
，闽东特委宣传部、统战部部委长，闽东北方面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宣传部长，省委武夷干校副校长等职。一九三四年当选为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他是我省闽北游击战争的初期领导者之一。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率部挺进建瓯、南平、顺昌一带，在征途中突遭上匪袭击，饮弹光荣牺牲于建阳县东坑头，时年仅二十七岁。
弄潮儿勇向潮头立
王助入党之日，正是血雨腥风的年代，也是星火燎原的年代；是民族危机每趋深重的年代，也是抗日救亡的怒潮日益高涨的年代。王助入党之后，成了一个活跃在白色恐怖黑夜里的播火者，一个挺立在抗日救亡怒涛中的弄潮儿。在校内他按照党的指示，组织读书会，宣传革命真理。他在学生集会上激昂慷慨、声泪俱下地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残害青年的罪行，闻者无不动容。据当时英华中学国文教师陈遵统先生解放后作的《王生哀辞》中回忆：“王生所列讲题中感不绝于吾心者有二：一为《学生之悲哀及其出路》，一为《中国青年悲哀的原因》，语时，几乎垂泣涕以道之，知其在旧时代所受痛苦，极感深矣。”足见王助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之一斑。在校外，他曾和洪履和、叶兴杰、江雅谷、蔡家犹、方近文等进步同学一起发传单、贴标语，举行集会，宣传党的救国主张。他积极配合郑维新同志领导的肃劣会、互济会查抄日货，惩治奸商，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在斗争中表现勇敢机智。有一次基督教青年会放映电影《西线无战事》，这是一部反战影片，但选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之际来上映，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王助和洪、叶等同志事先作了周密计划，由他率领几位进步同学，带着大批揭露国民党恐日、媚日和反击卖国罪行的传单，抢先分别占据楼座四周，一俟影片开映，灯光乍灭，传单突然象雪片一样纷飞下来，剧场顿时轰动起来。王助等人趁着群众抢传单的混乱之际，安全撤离。有一次，他把一包裹好的传单，突然塞给坐在黄包车上的一位警官，待到警官明白过来，已经找不到王助的影子了。他甚至大白天也敢于在街头散传单，作演讲，跟反动军警周旋。
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王助深入到福建学院进步学生中去开展工作，鼓动抗日反蒋，积极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学校党小组。先后发展张汝砺、罗佑、方近文等同志入党。
一九三二年秋，王助从英华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他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时值“一·二八”事变后，他不仅从事学运工作，并深入到黄包车工人中去，发动罢课罢工，示威游行，要求反动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而且深入虎穴，到西苑兵营开展兵运工作，鼓动东北籍爱国官兵要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
王助的革命活动引起学校当局的恐慌，要他离开燕大。党组织考虑到王助的安全和工作需要，决定调他回福建工作。他于这年冬返回福州继续领导学生运动，由叶和中同志设法办了转学手续。当时厦门地下党也遭到破坏，好些同志被捕，厦大的工作局面也难打开。王助遂于一九三三年秋转入厦大经济系，住在襄萤楼一O三号，同室有洪冠瑜、洪履和、叶兴杰等同志，都是曾经风雨同舟的同志好友。因此这间寝室实际成了地下党的指挥部。在这里。他们讨论过重大的决策，传达过上级的指示，刻印过革命的传单。王助以他的组织才能和魄力，很快打开了局面。他组织和发展了“反帝大同盟”，同时以张汝砺，叶兴杰，洪冠瑜等为骨干，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吸收进步学生二百余人，开展各方面斗争，如出版刊物《现代文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和马列主义道理，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话剧、活报剧、街头剧等，搞得十分火红，使校园内外政治气氛大为活跃。十九路军入闽后，王助曾利用该部上层将领与蒋的矛盾，开展争取十九路军的活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俗称“闽变”)，王助抓住战机，多方设法，携带宣传品，深入十九路军驻厦部队，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激励官兵爱国精神，号召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收复失地。
一九三三年冬，王助因参加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离开厦门，乘英商“三海”轮船到汕头，经潮州、上杭，前往红都瑞金。
三年游击战争的烽火里程
西安事变以后的一九三七年一月，蒋介石任命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剿匪”总指挥，重新集结陈光中六十三师、戴民权四十五师和地方保安团共十余万人，实行分进合击和跟踪追击的战略，向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游击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限令“务将残匪限期肃清，决不迟延，否则依照玩忽命令，依法惩治”，顿时闽北形势急剧恶化。针对这一情况，闽赣省委提出保存革命力量，粉碎敌人新的“围剿”计划。王助遵照省委指示，结合闽东北斗争特点，采取分散和隐蔽相结合的斗争方法，待机集结力量歼灭敌人，有效地粉碎了反革命的“围剿”。这年三月，闽赣省委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成立了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黄道、副主席曾镜冰、曾昭铭。闽赣省所属各分区、县均先后成立军政委员会。这期间，王助任闽东北方面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这年十月二十一日，王助以闽东北方面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就崇安国民党当局不信守联合抗日的条款，致函国民党崇安县蒋县长、王营长，严正陈述了我党真诚抗日的立场，对搞好联合抗日提出了两点建议。接着，十月三十一日，王助和汪林兴又联名致函崇安县伪县长，重申我方严正立场，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竭尽全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一部分国民党正规部队陆续调离闽北游击区，但仍留下第十、第十二、第七十五师全部兵力，梦想扑灭南方革命火种。闽北分区委分析了情况，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派王助、左丰美两同志带领闽北红军第二纵队部分同志百余人，到建瓯、松溪、政和一带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粉碎敌人挑衅，不断积蓄力量，扩大抗日武装。这期间，王助和左丰美在对敌斗争中，曾在邵武县二都、建阳香菇村和杜潭等处取得一天三战三捷的战果，威慑敌胆。一九三八年一月，闽北，游击健儿集中于江西铅山石塘，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闽东游击队也就地改编为六团，先后开赴抗日前线，而王助同志则在经历三年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提前于一九三七年冬奉命回福州，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新四军驻榕办事处的日日夜夜
一九三八年二月，东南局派张云逸同志来福州，经过一再交涉，迫使陈仪同意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这年春，东南局指派闽东特委书记范式人和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王助主持办事处工作。主助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办事处主任，范式人以军部秘书身份在办事处工作。此外，章水和以副官名义任办事处秘书，还配备一个警卫班，两个采买兼炊事员，总共十余人。办事处设在南街安民巷2
7号(现为5 3号)。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刚一成立，立刻就成为各方面注意的中心，斗争十分复杂，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办事处除了做好前后方联系、传递家书、领发抗日军人证明和烈士证明等工作外，更重要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
王助于一九三七年冬，在就任新职之前已到达福州。他不顾自己在三载游击战争中折磨得更加虚弱的身体，立即抱病开展活动。他曾偕同叶和中同志拜访过英华中学进步教师陈衡庭、吴高梓、校长陈芝美等，调查了解当地情况，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寻找发现进步力量，发展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王助同志任办事处主任之后，首先发展了在海关工作的林枫(林大奇)同志，利用他在基督教“美以美”青年会的关系，又团结了一批青年学生，以进步的“民二七”读书会成员高缉光(高立夫)、吴均沂、江雅谷、叶秀群、陈秀玉、
林惠瑜等同志为骨干，以滚雪球的方法，把一批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通过他们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建立了南台歌咏队。全盛时歌咏队员达6
0余人，每星期活动三次，教歌咏，演话剧，宣传抗日救亡。与此同时，王助同志还先后指派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林君玖、陈菊英、梁真、林蒲生、舒诚等同志，打入官办省抗敌后援会，利用这个合法招牌，组织读书会，乡村工作团，抗日妇女后援会和城内歌咏队等党的外围组织，团结福州各界进步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在王助同志领导下，他们活跃在街头，深入到农村，连国民党师管区也挡不住抗日的歌声。抗战进入第二年的春天，王助同志布置南台歌咏队在东街口文艺剧场(今八一剧场)
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歌咏晚会，演唱《八千里路云和月》、《松花江上》、《八百壮士》、《救亡三部曲》等救亡歌曲，悲壮激昂的歌声激发了听众压抑已久的愤怒和仇恨，台上台下，怒涛翻滚，情绪激昂，成了抗日救亡的一次动员大会。
王助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很重视工农武装和建党工作，对此，都作了具体的指导与安排。一九三八年冬，通过连江县进步人士林金生的关系在连江开展工农武装和抗日救亡工作，还派林君玖、梁真、舒诚、章一坦等同志带军用地图及一批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的书刊，开办了海滨书店，由福州书店批发，实为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团结教育进步青年。该店由章一坦为经理，而林君玖、梁真、舒诚则以战地妇女宣传队名义办了两个夜校，一由梁真负责，一由舒诚负责，进一步组织抗日力量，同时又在连江溪沃办了合作人员训练班，培养了工农干部二十多人，输送到各个准备建立武装的基地去作为骨干。
王助同志为党增加新鲜血液也花费了不少心血。在此期间先后发展了林子力、林孝楚、高缉光、卓如、施震等人入党，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以双虹小学作为地下联络点，并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开展合法斗争。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王助领导组织了中国民族先锋队福州总队，以郑挺(郑美华)为总队长，并派张云天赴延安参加中国民族先锋队会议。这样，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既教育了广大群众，又壮大了党的队伍，还为抗日战争培养和输送了干部。他还在福州恢复了《战友》期刊(由卢懋居、高缉光两同志负责)，创办《救世报》，(由路世琨当编缉)，宣传抗日救亡主张。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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