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

“船政文化”在这里是特殊泛指的文化概念，即指清廷在福州马尾举办福建船政时期所形成的，包括近代教育、科技、翻译等的文化活动及其所造就出的杰出人物的思想成果；其时间大体在福建船政创办和发展鼎盛的时期（1866年至1907年）。

船政文化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过渡时期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她基于福建船政的开办（即洋务实业的兴办），基于封建统治末期一种全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并由一批目光敏锐、思想先进、胸襟开阔的“先进人物”倡导、引进“西学”，从而形成的一股新思潮和新文化。

船政文化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型企业的发轫与发展，造就出新一代“开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昭示了封建传统文化的没落，催生出新世纪（20世纪）的维新思想、改良实践以及革命运动。船政文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号角成为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大纛!

我们不必拘泥于船政文化的字面含义，应当着重探讨其基本内涵与思想实质，了解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所代表的时代意义。

一、先进生产力的产生

开办福建船政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福建船政（包括造船厂与船政学堂）是船政文化的基础。从生产力角度看，中国近代化是从手工业生产到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重大历史转折，造船工业对体现这种转变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福建船政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它对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福建船政的开办，是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强烈呼吁和倡导的结果，如林则徐提出“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左宗棠指出须“师其长以制之”。这样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的“天朝帝国”、“夷夏之辨”等封闭思想和“尊孔读经”、“八股取士”教育制度都是极大的挑战。由林则徐等人倡导，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的思潮蓬勃兴起，“开眼看世界”、“独开风气先”的先进思想大大推动了近代新式产业和新式教育的创办和发展。

福建船政兴办后，机器设备、技术人员(包括部分工人)来自法国和英国，最兴盛时中外员工达三千多人；成为全国也是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造船工厂。福建船政集近代中国先进企业与先进教育为一体，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意识形态。如此巨大而深具影响力的新式企业与学校，为什么要选择远在中国大陆东南隅的福建福州马尾呢?这是由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首先是福建具有悠久的造船历史。自远古以来，闽越人即以“习水便舟”、“船车楫马”著称于世。从三国东吴开始，在今福州地区设“典船校尉”以管理造船，又设“温麻船屯”以制造各种船只。晋周处《风土记》云：“其舟则温麻、五会”，足见知名。此后历代造船业相沿不替。唐代福建可造千石以上大船。宋代，福建造船业发达，“海船”成为福、泉二州的“土产”造船的数量与质量皆冠于全国。官府在福州南台岛及井楼门外设船场、造“官舟”。福州还出现“番船主”，专为外商造舶船，有时一次差拨百艘以上。史书称“海舟以福建为上”，“福船”遂成著名的品牌。海舟大者载重达1万石（500吨）以上，可载五六百人。多挂风帆，利用风力，加快船速。元代多造尖底大商船，载货外尚可载千人，且用长橹及桨、篙、舵等。福州南台“鱼盐百货之凑，万室若栉，人烟浩穰”，还有闽江上大量集聚的“赤马、余皇、估艑、商舶、鱼延虫之艇”。说明贸易兴盛与造船业的发达。明代，下西洋探险、往琉球册封，莫不用“福船”。福建成为明代建造“宝船”的基地。“福船”还成为明代水师装备的主要战船。明代为遣使和剿倭需要，福州所造“福船”均“高大如楼”，“势力雄大”，“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造船业发达还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濒海，易于寻找优良港湾，设立基地；二是造船的木料及其他物料（藤、铁、棕、生漆、桐油、苎麻、虫历灰等）本地多产；三是造船工匠易于物色，当地不乏世代从业的能工巧匠；工匠技术优秀，所造船型体大、设备好，适于远航。当时福州作为首府具备了优越的造船条件。

其次是福建有便利的海外交通条件和悠久的海外贸易历史。福建依山面海，有漫长的海岸线（长达3051公里，今居全国第二位），大小港湾125个，其中不乏深水良港（包括马尾港）。而且闽江、晋江、九龙江出海口都是极好的交通与贸易港口。从上古时代起，福建与沿海及中原各地的交往，都在近海地区通过海运进行。福州地理位置优越，处江浙与广东之间，成为南、北往来的重要中转港口。史载，后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说明福州早已是南方沿海地区的交通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三国时，孙权派军经略台湾，即从福州出发。隋炀帝三次出兵征台，也从福建出发。唐代，福州海外贸易开始兴盛，朝廷下诏派节度使“存问”“蕃客”；晚唐《球场山亭记》有载：福州“海夷日窟，民风时不恒”，“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福州城区外国商人居者日众，真正是“执玉来朝远”，“市井十洲人”；而且交易频繁，货物量多。唐末福州节度推官黄滔有诗称：“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亦深”，“何如少经过”。五代，王氏治闽，重视对外贸易，“航舟南行，提倡交易”（《西山杂志东石之舟》）；竭力“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并且任命张睦领榷货务，专管对外贸易。这些措施大大推动海外贸易。海舶北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南达南洋群岛、印度、三佛齐、阿拉伯等国。福建当局向朝廷进贡也取道海上，“每岁自福州洋过温州洋”，从胶东半岛登岸转长安。北宋福州商人往高丽贸易者一次达百人以上。宋元时期，福建对外贸易更加兴盛。福州罗城南门码头已是“人烟绣错，舟楫云排”，“百货随潮船入市”。可见贸易之繁荣，无怪乎蔡襄称福州为“东南都会”。宋代福州贩运出口的货物从木材、纸、铁器到荔枝、茶、瓷器等，十分畅销。“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蔡襄《荔枝谱》）元代朝廷屡次遣使“招谕南夷诸国”。明成化间市舶司迁福州后，福州造船业更加发展。

再次，福州人航海技术先进，善于操舟。他们从上古起即以“便于用舟”著名；晋代，福建海上交通兴盛，多出优秀的水手与航海家，如左思《吴都赋》称：“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北宋时发明指南针，“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赵汝适《诸蕃志》）至明代，闽人更以“善操舟”闻名，故朱元璋赐闽人三十六姓予琉球国，并赠送“海舟”给琉球国王，以便于通贡使往来。在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中，专设阴阳官以记录天文、气象，福清人林贵和任此职达20多年。其他在船队中任水手、技工的更不在少数。明代对琉球的“册封舟”都在福州督造；贡使座船损坏，也许其在福州维修；后来甚至允许琉球备料在福州造贡船。清代也有选用民船作“封舟”，由闽浙总督代选备用。自明中叶以后，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对外贸易受损，即如自来领先于世的造船业也大大萎缩，技术设备远为落后。

最后，也是最重要之点，福州自古以来教育发达，人才辈出。两晋、南朝开始兴学，唐代郡守李椅、常衮“大启学府，劝诱生徒”，福州“比屋业儒，俊造如林。”五代王审知治闽，“拓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宋代福建成为“东南全盛之邦”，“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中进士者冠于全省。明代各种人才纷纷崛起，“才隽辈出，彬彬风雅”，明初入选《晋安风雅》的福州诗人即达264人。清代福州书院、学堂林立，人文蔚起，俊才迭出，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科学家以及革命志士、爱国英雄大量涌现；众多才女名媛更让世人瞩目。福州得地利、天时之便，先知者放眼光于外，得风气之先，首倡新式学堂，独多“西学”人才。近代以后，更出现众多目光敏锐、思想先进的杰出人物。他们既是先进教育培养的成果，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福建船政选设马尾，自有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短期中各类人才并出，教育成绩斐然。可以说，船政培育的人才比它造出的轮船更多且更富有意义与影响。

船政的兴起，启导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先河。福建船政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专门制造轮船的工厂。从帆船到轮船，是造船技术的飞跃性进步。福建船政的缔造者们（如左宗棠、沈葆桢）都是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他们意识到开厂造船，兴办洋务，是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有效手段。因此从船政兴办之初，就大胆实行“借才异域”的政策，从西方引进人才、购置机器。他们认为，当时法国制造轮船技术比较先进，故首先聘雇法国人日意格与德克碑分别为正、副监督，并从法国雇请51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教导中国工匠造轮船，或在船政学堂任教。定下5年“保约”，“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能制造轮船。”并教中国工匠学习技术知识，“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从1866年到1907年，福建船政先后聘雇4批法国技术人员和英国教员，教造船、教驾驶、教外语。造船厂从造木壳船到铁壳船、钢甲船以至巡洋快船，逐步发展。船厂从1868年开始制造第一艘船舶，1870年自行仿造往复式蒸汽机，这在我国造船史和机械制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875年起，我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独立自造近代船舶，造船水平不断提高，因而被视“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船政奏议续编》卷一“崇善”）福建船政40余年共出大小44艘兵、商轮船。他们对造船技术精益求精，密愈求密，讲求技术的先进性，不断追赶西方造船技术。为此，还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雇请洋匠来厂教造。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福建船政所造轮船始终并没有赶上西方世界造船的最高水平，但较中国以往所造船只及生产技术，仍算是飞跃的进步，在全国确是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正因为有如此坚实的生产技术基础和雄厚的人才资源，民国之初北京政府在筹建海军飞潜学校和飞机制造厂时，再一次选址在马尾并借重船政局。马尾又成为中国飞机制造业的发祥地、航空工业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