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晚期福州船政兴衰浅议

19世纪中期的清帝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末世，又经历了西方殖民主义强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打击，虽然未至覆亡，亦已风雨飘摇，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汉族地主政治集团和军阀势力的代表亲睹了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的战场威力，西方国家以其海上力量怎样轻易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市场，在惊呼西方近代海上力量这一系列出色表现之余，深感中国再不承弊易变，立即师夷长技，帝国恐怕只有灭亡一途了。60年代后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正是他们企图挽回帝国颓势的一次认真持久的努力。洋务运动的主旨是军事自强，洋务派首领们关注的主要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因此起步即建立了以西法制造枪炮、弹药、军舰、用于军事运输的轮船的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以西法专门制造修理战舰轮船、以近代科学技术培育舰船制造、轮机、驾驶人才的福州船政。

福州船政是中国近代海军之基，无论从舰船制造和造船、航海人才培养上，它都无愧于这一荣誉和地位。福州船政自1866年开创，存在了83年，中法战争前是它的成长兴盛期，中法战争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逐渐衰落下去，入民国后，已是苟延残喘，再无大的作为了。本文拟将福州船政清末一段兴衰历史纳入视野，试图在清末这个广阔复杂的历史大背景和同期世界海军发展大背景下多角度观照它，审视它，以期能进一步认识、借鉴这一段历史，诚能稍有补益于今日人民海军之建设，则幸甚，幸甚。

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6年后中国仍然有海无防、战守无具可恃的现状和西方船运业大举进入沿海内河展开激烈竞争的无情局面（沿海航运仅以1866年福州口中国商船锐减事实为例，已由1861年的59艘减少到25艘；内河航运以1866年长江为例，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已经在长江航运业务中占据垄断地位；沿海内河航运主权和利益尽失），迫使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上疏清廷，请求设立福州船政，制造、修理舰船，并培养制造、维修、驾驶舰船的航海人才。他在奏疏中说：“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轮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兴，无足当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⑴ 左宗棠请求在福州海口罗星塔一带，先行试办，俟有成效，更为推广行之。虽然清廷深知建立海军将耗费亿万，国家长期战乱之后民穷财尽，元气大伤，实难筹措这笔巨额费用，但不堪回首的往事却历历在目：道光二十年英国远东派遣舰队从珠江口北上闯入渤海，列阵白河口外向清廷进行武力要挟；道光廿一年英国舰队连陷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廿二年英国舰队攻陷吴淞口、镇江，列阵南京下关江面炫耀武力，威胁南京，并控制长江口和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会点，造成漕运和航运中断，扼住了帝国的命脉；咸丰六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合舰队两度攻击白河口大沽炮台；咸丰九年英法联合舰队掩护联军从北塘登陆，控制了白河口，天津、北京先后不守。两次鸦片战争皆因中国有海无防任由英法舰队集中兵力攻占战略要冲而失败的惨痛事实，以及同治元年三月李鸿章新编练的淮军7000人搭乘英国轮船从安庆下驶，闯过太平军控制的南京江面迅速抵达上海，两日内即大大加强了上海防御力量的成功军事事例，都深深地刺激着清统治者，清廷遂决定筹措经费在闽建立造船厂。同治五年（1866）六月初三日军机处发出上谕，允准左宗棠所请——“均著照议办理。”强调“必须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⑵ 福州船政当年九月就在福州马尾港三歧山下破土动工了。

奉旨后，他立即和候补道员胡光墉开始计划筹备船政建设，订立船政发展方针，亲到马江踏勘厂址。不久朝旨又下，左宗棠移任陕甘总督围剿回民军。仍继续兼顾福州船政事务。左宗棠一面具折举荐正丁忧在籍的原江西巡抚福建侯官人沈葆桢为总理福州船政大臣，一面与法国人日意格等加紧筹划商讨，积极建造船厂，开办船政学堂，延聘英法教师。后清廷再发上谕，特简沈葆桢总理福州船政大臣，专责船政，得以“专奏请旨”。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七日沈葆桢到任，即遴选得力人员组建船政机构，按照左宗棠的“包制包教”方针（定议之初，即先已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以左宗棠的私人关系聘法国人日意格为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主持造船、管理，并代雇所需之法国工程技术人员。合同规定日意格等五年内包制12艘舰船，包教中国员工一应应学应会的技术，并指导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完成仿制舰船4艘，以及出海实习指导。合同还规定了16艘舰船建造经费共300万两（估价）以及较为合理的法国师匠的薪酬。显然，这是一个“包制—仿制—自制，造船与培养人才并举”的正确的船政发展方针。沈葆桢到任当日即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⑶ 即在于培养年轻的舰船制造、驾驶人才。由于左宗棠制定了正确的船政发展方针，又举荐了得力的船政大臣人选，福州船政成立初期的建设和发展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福州船政初期的经费按照清廷的命令由福建海关并福建税厘局予以保证，后者仅解款一年（共24万两）即停止，由造船经费变为养船经费，并入台防经费，不由船政造报。闽海关承担了初期建厂费用40万两和每年经费60万两，福州船政即在这样有限的财力支撑下兴办起来了。财力虽然窘迫，不敷所需甚巨，毕竟此数目大致尚有保障，加以极力撙节用度，因陋就简，就急推缓，集中财力使用，到同治七年（1868）七月，船厂、学堂大体建成，求是堂艺局迁入新址，分前、后船政学堂开课。

造船于同治六年（1867）即已开工，同治八年五月，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同月，第一艘军舰“湄云”号亦下水。至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福州船政的员工学生已掌握了设计制造舰船的技术和工艺，十二月，遣散法国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至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共建成舰船15 艘，其中后三艘是在法国技术人员指导下由船政员工自己设计制造和管理的。前19艘都是木质蒸汽风帆双重动力舰船，只有“扬武”号排水量达到了1500吨，其余为数百吨和1200吨左右的舰船。从第20艘“威远”号才开始有了铁胁，机器亦有较大的进步。至光绪十年（1884）共造出25艘舰船，最大一艘“开济”号排水量2200吨。从光绪六年（1880）起福建海关拨款开始出现欠缺，福州船政虽然裁员缩减开支，仍不能不影响造船的速度和质量。光绪十年（1884）马尾海战结束后，福州船政开始走向衰落，至辛亥革命前，只造了15艘小型舰船（排水量多为数百吨），经费日益艰窘的局面终于难以逆转，到清王朝覆亡时，它已经奄奄一息了。

二

福州船政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顺利发展起来，首要原因是国防需要，其次是建立的船政发展方针正确，基本经费地方海关尚可筹措，倡导发起人威望地位极高，特简总理福州船政大臣得人，一任八年，得专责船政，可以“专奏请旨”，没有一柄两操或地方大员掣肘之患。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即这一时期世界海军的发展正由风帆轮机木质前装滑膛炮战舰向风帆轮机装甲后装线膛炮战舰过渡，左宗棠1866年春夏酝酿提出建立船政创办近代海军，恰逢其会，刚好契入世界海军发展的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于是初期的福州船政在一个不算太低的起点顺利发展起来了，中国的近代海军雏形在十几年间就形成了。如果当时中国其他内部发展条件都已具备，中国海军与世界海军强国二百年的发展差距很有可能在三四十年里显著缩小。尽管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状况决定了这只能是个梦想，但中国的近代海军基础毕竟还是因此举建起来了。今天的人民海军也正是在这一历史基础之上建立成长起来的。

福州船政衰落的历史因素则十分复杂，衰落的直接起因是甲申（1884）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后果和影响。这次海战中国福建水师九艘木质战舰不旋踵间都被法国远东舰队炮火轰成了碎片，另两艘逃离战场后也被迫自行凿沉。中法马尾海战简直是30年前俄土锡诺普海战的翻版！无论是海战的方式、结果，还是胜利者任意射杀漂游在水中的残存者和轰击港口设施的残忍。此战中国福建水师的失败固然有强敌当前清廷不准备战和法军先发制人的人为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双方舰队实力对比强弱悬殊，闽海危机持续四十余日竟得不到北洋、南洋舰队的任何支援。既然让法国舰队进了口内，即使有备，也只不过是增大一些法国舰队的损失而已，失败的结局是难以改变的。英法自1854年克里木战争前就不再制造木壳战舰，开始制造木体铁甲舰船，1860年以后英法制造大型战舰已不得不放弃木体（木体不堪舰身长大的巨大张力和厚厚的铁甲的重负），从此专造铁甲舰和后来的钢甲舰了。战列舰排水量已达万吨以上。一些木壳老舰（风帆轮机螺旋桨推进）仍在服役，但它们的排水量一般都在2000吨以上。中国的战舰不仅吨位小，皆系木质，火炮也落后，更无速射炮。旗舰“扬武”号最大，排水量也只有1500吨而已，火炮还是英法海军早已淘汰了的前装滑膛炮（可能和马尾炮台装备的那种50年代的瓶子形达尔格雷恩式海军前装滑膛炮一样）。11艘战舰均无铁胁，钢壳，更无装甲。这些福州船政初期学习建造的英法50年代初期水平（木壳、轮机、螺旋桨推进）的小型战舰，此时原只适宜作近海内河巡防缉私舰船和海军学校学生实习、新编练海军官兵练习的练习舰，其不任大规模海战是必然的。福州船政是在制造这些舰船的过程中学习积累了制造驾驶海军舰船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有了这一基础，中国以后才有可能发展一点真正的近代海军力量。

但是不了解世界海军历史和发展大势又缺乏运动发展观点的清廷却由此战得出了完全悲观的结论，认为福州船政制造舰船十几年，所造战舰竟不堪一击，毫不足恃。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清廷命令海军将福州船政制造的舰船酌量停驶、裁撤。清廷还下诏大量裁汰福州船政人员。名义上是为了节流，以补舰队饷需之不足，但显然这不是朝廷的真实目的，因为就在这年六月，中法战争甫停之时，清廷下诏书宣布大规模修缮北海、中海、南海，工程立即开工，三百多万两白银的花费仅仅为了满足慈禧太后游观之需；三年后清廷又下诏为慈禧太后颐养祝嘏修建颐和园，耗费高达3000万两之巨。1885年清廷还再次作出决定第二次向西方购买4艘中小型装甲巡洋舰。可见清廷裁抑福州船政不是财力不足以维持海军日常饷需的困难，而是真实地反映了清廷对福州船政的巨大失望和强烈不满。清廷遂决定今后海军建设方针由造船育才为主、买船为辅改为以购买西方铁甲船为主，“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枝，以为之倡”。⑷ 这就是说清廷看到甲申之役已初步建成的四枝舰队皆不足恃，不肯努力加快舰船制造速度以重建福建水师，继续加强南洋、粤洋水师了，而要集中财力向西方购买铁甲舰船加强北洋水师，先固北洋门户，屏蔽京畿要紧。海军建设方针的这一根本性转变，直接决定了福州船政从此日益陵替的可悲命运。

先是清廷因日本吞并琉球再度感觉到了来自海洋的威胁，显然那时就已经认为以造舰育才为主发展海军缓不济急了。李鸿章于1879年7月致函驻德国公使李凤苞云：“日本恃有铁甲，肆意妄为，先向琉球阻贡，旋即吞灭其国，改为冲绳县……论者恐其坐大，渐有窥伺台湾、高丽之意，中国须亟购铁甲数只，伐谋制敌。现奉旨，饬购办。”⑸ 李鸿章通过多种途径筹措了380万两白银，向德国订购排水量7300吨装甲舰两艘，2300吨装甲舰一艘。中法战争中，闽海局势紧张，“三铁甲”尚未交付中国，而各拥有十几艘自造和购买的木质或铁胁木壳战舰的三大舰队，除粤洋水师派了几艘军舰到闽江口外，南、北洋水师虽有严旨一再催促，只是一再以实力不敌，守口力量尚且不足拒不驰援,待到朝廷下旨痛责“实在可恶”方才赴援，福建水师已经不复存在了。清廷又一次大受震动刺激，于1885年再度决定购买排水量两千多吨的装甲舰4 艘。1888年北洋水师终于成军。清廷因日本吞并琉球的威胁和甲申马尾海战丧师的打击，改变了以造船育人为主，购买舰船为辅的建设海军的方针，主要依靠购买舰船应急建立舰队。

海军建设最费金钱，最倚仗国力，最离不开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清廷欲建设足恃的近代海军，唯一正确的道路是积极发展工商业和近代科学教育，同时执行造船育才为主，买船引进人才为辅的发展海军的方针。以买船为主紧急扩大海军只是国家在非常时期迫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可惜清廷见不及此，不肯务本大力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只肯逐末搞点洋务运动，但若能够继续执行原有方针建设海军，积以时日，也还是能够打下一点基础，逐步建立起一枝有限的海防力量的。遗憾的是清廷未能克始克终。在国家突然面临巨大危险之时，紧急购买一些尚不能建造的船舰加强舰队保障国家安全，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清廷竟废弃了原有的发展海军的正确方针，把买舰建军作为长期营建海军的方针，严重影响了本国正常的海军建设。任何大国都不能主要依靠购买外国战舰来长期维系一枝强大的海上力量的，这既不现实，又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福州船政是清晚期中国最大的制造舰船的基地，技术设备较先进，人才济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正是船政发展的关键时期，仅依靠福建地方海关每年解款已不能保障设计生产急需的中小型铁胁木壳战舰、铁壳铁甲战舰（更何况1980年起福建海关解款开始出现欠缺，维持生产已感困难），此时正需要清廷中央财政大力支持海军建设。如果户部从光绪元年（1875）每年拨出200万两白银加强船政，20 年后的那场第一次中日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到1894年中国海军不仅拥有购买来的两艘大型装甲巡洋舰和五艘中小型装甲巡洋舰，还会拥有六十艘以上国产中小型巡洋舰，其中铁质、钢质装甲巡洋舰不会少于30艘（材料、轮机向西方国家购买）。真正建成皆可在大洋驰逐作战的北洋、南洋、粤洋三支公海舰队。以日本那时的国力在同期的海军军备竞赛中不会取得对中国的优势，甚至难以达到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