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去行政化”的渐行渐近，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坦言，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的时候，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让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而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等在声明“自己正在做思想准备”的同时也都表达了类似的忧虑。

平心而论，校长们说的是实情。在眼下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的社会里，一时间没了官衔品级，自然是“找不到位置”。单纯要知识分子以清高和傲骨对抗整个社会的流俗，确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源远流长，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不容小视。大学作为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精神家园，理应对破除“官本位”承担更多责任。而高校行政化对大学内部学术风气、学术品格的损害更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大学自身要重建精神、健康发展，也必须破除行政化的坚冰。因此，无论存在怎样的现实困难，大学去行政化的方向不应动摇，而且必须付出切实的行动努力。

然而，大学去行政化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也不能仅仅靠取消行政级别就简单地“一去了之”。只有建立起新的有效的、并能与外部社会顺畅“对接”的高校管理制度，大学去行政化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这需要我们做出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在高校内部管理上去除过浓的行政化管理倾向，摸索建立一套新型的大学管理制度，让真正的教育家办校，让真正有学术水平、学术能力，对学科建设有真知灼见的学者教授获得更多的办学话语权，让大学远离官场，大学发展才能真正回到学术化的轨道上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另一方面，去除行政化的高校如何与外部社会“对接”，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加以解决。比如，没有了“副部级”、“正局级”官衔的大学管理者，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得到足够的话语权？去行政化后的高校如何在一个行政化色彩依然浓重的社会里获取所需的各种办学资源？这不但需要大学管理者自身的素养和品格，也需要整个社会新的制度设计，才能在外部环境上保证大学去行政化的顺利实现。

说得更远一些，去行政化仅靠大学单兵突进是远远不够的，要破除整个社会的“官本位”腐朽倾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的去行政化更有理由、更有条件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进展。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企业家靠他们创造的产品和利润、教育家和高校靠他们的教育成果和学术成就，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获得自身的价值、地位，获得为社会工作的更大空间，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是我们寄予深望的发展方向。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无一例外都需要创新制度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