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首次公开倡导“包容性增长”,这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思维和新举措。

包容性增长是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政治)复杂而严峻形势的一种积极回应

从国际来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说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世界政治格局变动,使原来计划经济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分工体系产生的斯密增长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熊彼特增长,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拓展和国际市场扩张已经达到极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上升,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正在受到冲击,显然破坏了“包容性增长”原则。胡锦涛主席公开倡导“包容性增长”,是对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政治)复杂而严峻形势的一种积极回应,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要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有效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各国各地区必须加强交流合作,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这样才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和谐稳定。

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包容性存在问题

从国内来看,尽管我国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成效明显,但在外需缺乏内在持续增长动力情况下,由上一周期形成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危机后有所加剧,暴露出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发展方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内需不足昭示着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包容性存在问题。以出口导向战略推动的工业化是以劳动力的低工资、低社保(甚至无社保),土地等资源的低价格、低环保和高排放为代价的。分税制通过地方财政分权提供了由经济增长带来地方税收增长的激励,但对过度投资和非包容性增长却缺乏抑制机制。在出口推动工业化进而带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镇化依附于工业化是被动的、不完全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垄断着城市化带来的地租收益,通过经营城市支撑着工业、投资和增长；另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使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对城市化作出贡献的几亿农民工游离于现代城市体系之外,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由此,地方竞争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造成城乡、地区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增长偏离了包容性增长轨道。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表现是结构失衡,即在需求结构方面,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在产业结构方面,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扩张,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由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实现包容性增长。

确立内需替代和就业导向的共享型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实现包容性增长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进行战略调整,确立内需替代和就业导向的共享型发展战略,实现从出口导向向进口替代、从外需导向向内需替代、从GDP增长向就业导向转变。

第二,以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弥补传统产业调整带来的收缩,并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居民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

第三,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增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激励。人力资源能力是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的条件,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尤其是贫困家庭下一代的培育和提升人力资本、参与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务,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第四,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提升城市化发展水平关键不是城市面积的扩张,而是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为农民工就业和居住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与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充分挖掘他们作为劳动者、创业者和消费者的潜力。

第五,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加强垄断行业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双重调控管理,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确保人们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们能得到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作者单位：广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