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水平制约打工者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形式呈多元化发展，手机等新媒介适应程度较高

樊强是5年前随父亲从江西南昌来北京打工的，虽然仅有18岁，现如今却可以帮助大人打理一家手机维修店。除了接一些手机维修的活，在冬天这样的生意淡季，每天14个小时就是独自一人看店。手机除了用以谋生外，似乎也是樊强主要的娱乐工具。而在手机上与同学进行微信聊天，便成了他与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初中毕业后，很多没有继续读书的同学都外出打工了，我们每天都在手机上进行在线交流，分享彼此的心事。有时候，实在无聊了，就看看网络连载的小说，也不一定喜欢，就是打发时间而已。”樊强说。

正如樊强的个人经历所述，在“在京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消费”调查中发现，互联网的普及与快速发展，为进一步丰富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新平台。从整体上看，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在日常文化活动中对于对现存的大部分媒介都进行了较为有效地利用，其中对于“手机”等新媒介的适应程度较高，已成为日常文化活动中使用的主要移动新媒介。在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各项日常文化活动中，“电脑”的使用同样占有一定的比例。

手机除了可以用于通信、娱乐外，在汪赛良这里变成了实现自己文学梦想的工具。2009年12月14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播出了他的文章《我的苦乐打工生活》。这位11年来整日与噪音、灰尘打交道的装修工自己怎么也没想到，竟然第一次写文章就有地方发表，2000多字的文章竟然是在手机上一字一字“抠”出来的。

除了手机这样一种新媒介外，“在京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消费”调查中还发现看电视、听音乐和玩电子游戏仍旧是在京务工人员群体中最主要的文化消费类型，尽管电视在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看电视节目”仍是外来务工人员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77.2%的被访者每天看电视台制作或播出的电视节目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

个人体验与产品内容越发受到重视，“价格”不再是首要考量因素

在“参与或消费文化产品的影响因素打分”的柱状图表中，记者发现，排在第一位的是“是否能给我带来特定的体验和感受”，而与以前相比，“价格”不再是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文化活动首要的考量因素。而排在前三位的影响因素的均值都超过3.5，这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文化产品的客体因素（价格、体验、内容）都相当关注。

在北京飞雨言美容美发有限公司工作的黄敬就是拥有这样消费观念的女孩。前不久黄敬为自己买了苹果手机，相对于自己并不高的工资，价格不菲的数码产品并没有成为她消费的顾虑。“我主要是非常喜欢手机里的各种游戏，虽然不便宜，但还是坚持买了下来。”

此外，报告中还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文化活动或消费文化产品都有很强的“目的性”。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消遣娱乐、放松心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陪伴家人、朋友、工作伙伴”，“积累与人交往的话题”，“陶冶性情”。

同样，除了用手机娱乐，黄敬在工作之余还喜欢看一些书，比如最近正在看《黄帝内经》，电视上播出的有关养生的节目她都会格外关注。

另外，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研究部副主任刘静表示，虽然外来务工人员在现实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个人的精神需求受到一定的挤压，更不容易被表达与关怀。但在调查中发现，其实生活中有他们长期共同关注的网站、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