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两个亲眼所见并做了实地调查的例子：

一个很大的国有煤炭企业，他们用煤矸石造砖和利用煤中的另一种石头造高岭土，都建了漂亮的生产工厂，花去大量投资。但是由于产品找不到市场，致使规模宏大而且十分现代化的工厂，处于停产状态。

某欠发达城市，人口300万，上世纪80年代市政府用房仅1500平方米，90年代建了新的办公大楼，前几年又不满足了。于是在大投资的形势下，又新建了市政府大楼，总面积有12万平方米，用掉资金12亿元。市政府广场1.5平方公里，连同办公场所占地，宽1.5公里、长2.5公里。

像这样的投入巨大又不产生效益的项目，绝非仅有，实际上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据有关资料，我国的边际产出效应从1994年以来出现了直线下滑。由1992年的0.39降到了2009年的0.2，也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初2～3个投资单位可创一个GDP增量，而到现在5个投资单位往往还得不到一个GDP，这意味着投资出现了大面积资源误配和错投。也就是说，资源被大量配置在生产率低下的项目上，就难以生产足够的产品和服务用于吸收市场上的大量货币了。这种投资的恶化，才是通胀的根本原因。

扶贫济困制通胀

针对以上通胀形成的真正原因，在回笼货币和遏制货币膨胀之外，国家更重要的是要用好国家财政和改革金融投向。为此建议：

理顺和改革银行增长模式。尤其要切断银行货币增长与银行内部人员的收入挂钩，降低货币增长冲动。

坚决改变货币的投入走向，转变重大轻小、嫌贫爱富的旧习，降低低效投入、无效投入。应下大力气支持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很多国家千人拥有中小企业45个，而我国仅有10个，中小企业过少，创业政策过严，不利于百姓创业，不利于中产阶层成长。我国大学生创业人数仅2%，同国外15%～20%相比，创业人数要少得多。我国第三产业至今仅占42%，同发达国家60%～70%相比，尚有巨大发展空间。只有改革货币投入走向，无效投入才能减少，通胀的危险才能降到最低。

改革财政转移制度，加大对社保支持力度，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我国财政每年增长20%以上，8万多亿的巨额资金如何分配、如何用好，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对治理通胀和防止通胀延续发生具有重大意义。

应该大力提高居民社会保障投入。目前我国社保的全口径投入占GDP 6%，占财政12%，如果把财政预算中的非财政收入一并考虑，社保占财政总支出约为7%多一点，这同国外社保占GDP 25%～30%，占财政35%～45%相差甚远。为了增强居民的抗通胀能力，提高社会消费能力，我们应该改革转移支付常规、降低行政开支，并压缩那些隐藏有腐败漏洞的公共产品建设和投入。

对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职工收入特别是对管理层的收入，要制定必要的法律予以约束。我国现在行业收入差距高达1：15，而日本为1：1.6～2，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为1：2.3～3.1。这样大的收入差，实际上与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分配、高收入直接相关。对此，必须引起重视，加强监管力度，防止收入差距拉得更大。

严控房地产发展，管好用好土地。要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保障住房，解决刚性需求，并妥善处理银行此前对房地产的贷款及进一步抑制银行向房地产贷款冲动，以防止带来后遗症和防止泡沫破裂。还要打击银行少数人与房地产商相互勾结，通过向房地产公司高管大量贷款，倒卖房屋，沆瀣一气，从中谋利。

全社会都要加强道德建设，要加强济贫工作。据调研，某直辖市青年犯罪在监狱中占75%，其中75%是因盗窃抢劫；郑州公安局为打击偷盗泛滥成灾，专门培养2000名大学生，上街协助抓小偷。一个社会，有如此多的盗贼，说明我们的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同时也表明我们的济困工作没有跟上。为此，我们政府的财政结构，要改变支出走向，调整财政的支出，按胡总书记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多从治本上下一番工夫，把这些做内保的钱用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用在扶贫济困上，以减少穷人，减少犯罪，这样，我们的社会会不会更安全，会不会更和谐？

总之，通货膨胀的发生是与钱的多少和钱的使用与分配直接相关的，治理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膨胀延续，是一项系统工程，此中既有经济的工程，更有社会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