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内最大高炉：故障不断

本报记者了解的部分原因是，京唐钢铁的1、2号高炉自投产以来，故障不断，功能发挥不全，直接导致京唐钢铁亏损。

2010年上半年，京唐钢铁经过全力控亏后，仍亏损近7亿元，“亏损额大幅高于预期”。京唐钢铁总经理王天义在首钢董事会上汇报时表示，京唐钢铁2010年上半年增亏原因“主要是接连发生几次大事故，3月底高炉大灌渣事故影响到4月份生产，紧接着又发生炼钢火灾事故，造成了更大损失”。

本报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2010年1-3月份，京唐钢铁各亏损3152万元、4126万元、6620万元，其中，数据显示，3月份各项财务指标全年最优，亏损6620万元主要是因为消化了2009年4000多万元的销售债务；由于高炉故障，亏损从2010年4月开始成倍增加，2010年4-6月份，京唐钢铁分别亏损1.182亿元、1.88亿元、2.3亿元。

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京唐钢铁在2010年5月火灾全面停产后，一直到今年7月中旬才全面抢修完毕，部分生产指标至今不正常。“事故对公司的间接损失达十亿元，刚开始评估直接损失达5亿元。”

由于故障不断，首钢部分管理人士开始将难以扭亏的原因归咎为高炉设备设计存在缺陷，甚至有人认为，首钢上5500立方米高炉有点“好大喜功”。

实际上，当首钢向外界披露京唐钢铁要建两座5500立方米高炉时，部分业内人士对此提出异议。

有钢铁界同仁提醒，国内宝钢最大的高炉也不过才4500立方米，国内尚不具备5500立方米高炉的操作经验。也有来自日本钢铁企业的人员再三劝导，首钢不要搞这么大的高炉，尽管世界上13座5000立方米以上高炉有11座建在日本。

本报记者曾随行来自日本新日铁、台湾中钢、韩国浦项的4名技术人员参观京唐钢铁1号高炉，四位技术人员均对高炉的先进装备表达了赞叹之情，但均认为实际操作存在风险。

国内高炉专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流程控制的担心，前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的观点是：5500立方米的高炉“国内没有，国外很少”，流程控制上存在诸多风险，而能耗环保等指标上也并不尽如人意，建议上4000立方米的高炉。

但朱继民认为，对于建立5500立方米高炉，首钢已做了充分研究，并通过考察日本的大高炉发现，同样的物料条件，4000立方米与5000立方米的炉子没有区别。另外，高炉容积是衡量一个国家钢铁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旦建成5500立方米高炉，中国的大型化高炉将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京唐钢铁内部总结火灾事故原因时，朱继民强调，从2号高炉投产的情况来看，高炉设备不存在明显的硬伤，“从工程施工、设备本身方面不存在影响今后发展的大问题，应该说目前的装备水平具备了达到设计水平、发挥系统优势的条件”。

朱继民还含蓄地反驳那些认为京唐钢铁设备设计存在缺陷的人士，“无论对设计、施工有什么意见，都已经成为事实了，不要一出问题就往前期设计、施工质量方面找原因。”

争议之下，由于缺乏操作特大型高炉的经验及合理的配套条件，首钢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生产压力，尤其是去年6月2号高炉投产后，王天义直呼，“2号高炉投产是对我们的真正考验，这次狼真的来了，干不好就可能真被狼吃了！”

因为，2号高炉投产，意味着京唐钢铁失去了用全部设备、人员来保证一座高炉生产的优势，一旦炼钢系统出现问题，就会立刻积压铁水，板坯也会很快积压堵库，只能依靠外销板坯来解决问题，而当前的市场形势并未给外销板坯带来更多利好。

另外，也有人认为，首钢缺乏全系统的生产调度能力。2010年6月，2号高炉投产后，京唐钢铁陷入更深的亏损。本报记者获悉，京唐钢铁2010年原本预亏15亿元，在2010年上半年亏损近7亿元后，随着2号高炉投产，2010年下半年亏损额扩至25亿元，为上半年亏损额的3倍多。

据了解，为了召集更多力量解决京唐钢铁的高炉技术难题，朱继民在今年接任武钢总经理邓崎琳担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后，专门成立“高炉生产技术专家委员会”，试图集中行业力量破解京唐钢铁特大型高炉生产技术难题。

朱继民对本报记者表示，京唐钢铁的故障属于磨合阶段的正常现象，终究会得到解决。

失控的“1号高炉”：首钢搬迁配套项目亏损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