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们拼了老命抓增收，挖掘一切可能的税源，但国地税的增收也只有2%左右。”这名官员无奈地说，“要实现财政收入的‘开门红’，只有靠非税收入来调节。其中有往年土地出让金结余的一块，但是在土地出让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一块的调节作用也越来越小。”

江苏另一个市的财政局长也毫不隐讳地对本报记者说：“一季度实体经济总体不乐观，表现在企业税收状况不佳，情况堪比2008年四季度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据他分析，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房地产交易萎缩、土地出让大量流标，相关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及营业税比去年大幅减少，其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约占到30%~40%，这一块突然断流，而地方支出又是刚性的，甚至形成了路径依赖，压力非常大。许多县级市跑到省城，甚至到外省集中挂牌卖地，就是一种焦灼心态的投射，说明大家都发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年初各级人大确定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有的地方甚至把住房基金、社保基金、市里一些大的融资平台的资本金都抽过来“充数字”。“先临时调进去，完成当期的财政考核任务数后，再转出来，现在都是这样玩的。”他说。

地方政府“支票簿”

虚假膨胀只是问题的一面，低下的管理水平也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腾挪空间。即使不考虑土地出让金等收入，非税收入也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支票簿”，随便撕。

据财政部公布数据计算，2011年，地方本级非税收入为11343亿元，占全国财政非税收入（14020亿元）的80.9%，占地方本级收入（52434亿元）的21.6%；而据本报记者了解，地方财政部门所计算的非税收入，往往还高于这个比例。

多名财税专家指出，今年中央政府在理性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通过结构性减税希望让利于企业和民生，希望通过减税效应的发挥带动居民消费的扩大、振兴实体经济和民间投资，但非税收入的过快增长和过度膨胀，容易对冲结构性减税的作用，加重企业和社会的负担，加剧社会分配不公。

一名长期从事财政监督的负责人向本报评论称，长期以来，政府收入名目过多，而支出管理相对薄弱。特别是非税收入使用管理不到位，普遍存在非税收入使用不规范问题，滥支现象比较普遍，有的用来建办公楼、宿舍；有的用来发放职工的工资、津贴、补助，有的甚至乱发奖金、物品，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