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您一直强调银行类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目前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状况和进展怎么样？为什么2004年改革还必须保留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的利率管制？

周小川：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前，我们曾详细研究过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首先感觉是各家银行改革进度不一。应该说，股改后的银行基本实现了硬约束，它们会担心存款成本抬升，不一定愿意抬高存款利率。有的银行当时还没有进行股改，缺乏财务硬约束，即竞争起来可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另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财务约束完全不一样，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公平竞争的。在全面实现金融机构财务硬约束之前，往往是质量越差的银行越敢提高存款利率，或者是那些出问题的证券公司，为了救自己而拼命地高息发柜台债，最后赌一把，看能不能够挺过自己的危机。

事实上，本世纪初曾经进行过改革试点，当时允许农信社的存款利率可以上浮，利率很快就都浮到顶了，但是随即转嫁给贷款利率，抬高了企业整体财务成本。存款竞争反映了当时农信社资本和成本约束尚未建立。

目前，农村信用社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资本合规的；三分之一还需要一两年才能达标；另外三分之一资本充足率尚没有达到4%，其中有一小半左右资本还是负值。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本约束，竞争往往是胡来的，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差的三分之一农村信用社怎么办？给不给定价自主权？如发生不正当竞争则道德风险问题会比较突出，可能要给它们时间让其达标。

再有，银行改革是要消耗财力的，当时希望商业银行经过几年时间、在不太张声势的情况下消化掉一部分改革成本。当然，这并不都是银行自身的错，很多是旧体制和转轨过程所遗留的，当时测算改革成本大概有2万亿元左右，其中有一半多跟政策性业务有关。

《财经》：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商业银行具有自主定价能力，目前商业银行自主定价能力如何？

周小川：并不是说，只要放开利率管制，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就必须做到自主定价，这不仅包括贷款的自主定价，还包括负债方业务(如吸收存款)的自主定价。对此，银行并不一定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长期的利率管制使商业银行形成了较强的依赖性，客户提出疑问也可以将责任推卸给中央银行，说价格不是它自己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旦利率管制全部放开，将对商业银行形成较大的市场压力，这里面既有贷款竞争也有存款竞争，需要自己去对客户做好解释。例如，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人民银行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提升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权。但是，一些金融企业并不愿意对住房抵押贷款行使自主定价。

经过银行改革，尽管改革成本逐步被消化，硬性约束也慢慢建立起来，但基层还有一些问题，比如农信社改革进度参差不齐。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又出现了新情况。

《财经》：哪些新情况呢？

周小川：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实行数量宽松性政策，国外的利率那么低，导致“热钱”往利率相对较高的新兴市场流，包括中国。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不用太惧怕“热钱”，我们可以筑一个“蓄水池”，“热钱”来了就放在池子里，央行基本上对冲掉，不让它们去扩大货币供应量，减少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以后“热钱”要走就让它走，赚点小钱也可以，毕竟赚得不多。

但是，也有不少部门和专家对“热钱”流入非常忧虑，在大家对国内通货膨胀不满意的情况下，“热钱”就成为指责的对象。所以，“热钱”一定要管住。可是，境内外利差明白地摆在那里，“热钱”有逐利的动机，怎么办？在这种压力下，存款利率不要着急动。

因此，实际负利率的存在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们有意选择的结果。

《财经》：这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因素，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

周小川：还是有一些因素要重点考虑的，例如，需要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否则如果银行的家数太少的话，即使银行能够自主定价，也可能“店大欺客”。如果形成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可以促使银行之间通过市场方式相互竞争，重视和尊重客户的选择，从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还要考虑宏观经济条件，如通胀状况。在通胀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推进改革，商业银行在自主定价过程中就有双向压力，表现在价格上就是有上有下的走势。反之，如果通胀比较高，人们会有价格上涨的预期，这样即使实现了自主定价，也容易出现价格单边走势，从而使得改革不得人心，易导致改革中途受阻，甚至夭折。

《财经》：我们注意到，您在近期《中国金融》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会议精神继续积极推进。那么，得出这一判断的基础是什么？放开利率管制到底是否可行？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写进了“十二五”规划，我们也做了金融“十二五”规划的分报告。我们说，有条件把利率市场化改革向前推进；不过，真正推进的时候，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