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系统性配套

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当前我们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当然，也并不是要等各方面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进这些改革

《财经》：不管是利率还是汇率，都是资产或要素的价格，而价格改革又是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十四大以后，改革更加强调系统性。怎么理解改革的这种系统性？

周小川：我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中央、国务院也一直强调这一关系。价格改革对配套要求比较高，需要创造条件并推进形成配套行动来保证改革达到预期目标。回顾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价格改革和企业自主经营、自主定价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价格改革和间接税改革、理清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关系等环节相互联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十四大文件中提出：“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这里面强调了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也提出了生产要素市场化的问题。

从主要的配套关系看，1993年、1994年重点抓的是增值税改革和汇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配合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纠正价格扭曲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价格中包含流转税，而当时的产品税体系存在税率不平等和重复计征的问题，导致价格扭曲；二是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水平不平行，存在双重汇率甚至多重汇率，出口退税和进口征税都比较困难，企业无法站在同一个价格起点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导致大量的摩擦，还有走私甚至是损害整体利益的不合理出口。

《财经》：那么，当前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是不是也需要一些配套关系？这些改革的条件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吗？

周小川：利率和汇率改革本质上都是价格改革，意味着给金融领域的企业以自主定价权问题。一方面，银行要有自主定价权，有了定价权以后，客户也要有自主选择银行的权利和空间，这就要看是否有竞争性的环境，从而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定价。另一方面，个别微观主体定价可能存在偏离合理水平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金融机构之间可能存在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关，竞争机制将会逐步纠偏。但如果你对定价偏差没有思想准备，就很可能想走回头路。另外，利率、汇率都是综合性的价格，其他重要领域的价格是否也市场化了？这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会有相互影响甚至冲击，当然，搞得好也会相互促进。

可见，当前我们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要考虑税收制度的问题，与国际市场的关系问题，也要考虑是否形成了、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微观主体的响应如何，包括金融机构定价行为和能力如何，消费者自主判断和选择能力如何，等等。从过去的改革经验看，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要等各方面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才能推进这些改革，而是说，改革可以是相互促进的，有些领域到位了，就能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跟上来，相互促进、推动。但一开始时，你会看到摩擦、不配套、不协调，甚至是消极效果，这就要贵在坚持。就如前面举过的例子，在汶川地震后给了商业银行房贷利率更大的浮动区间，但一些商业银行不愿自主定价，不愿面对客户的询问，顾客如抱怨价格或贷款条件，商业银行柜台可推脱说是中央银行定的，从而对此不承担责任，这样既简单、省事，又不得罪客户。

此外，深究起来，这还涉及到商业银行的定价模型、数据基础等能力的逐步建设。

再有，作为价格改革的利率、汇率改革，还需要有一定的宏观经济条件相配套。

《财经》：利率汇率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宏观条件？

周小川：在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往往是比较难的，因为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有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容易导致人们的不满，对决策者形成压力。在通胀控制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价格改革就比较容易出台。这就涉及到宏观调控。

《财经》：对于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有一些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主张如何处理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周小川：一种说法是，在宏观调控比较好，把通货膨胀管住的情况下，才容易推进价格类的改革。通货膨胀上来的时候，各项价格管制措施往往马上就出来了，就不容易改革。我同意这种看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通货膨胀无大害”，认为通货膨胀没关系，可以在高通货膨胀、高增长速度下进行改革。我认为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