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保利：国有股不宜转为优先股

多元化产权已是国有企业的重要特征。然而，在多元产权中，国有产权是处于控股地位，即国家对国有企业拥有控股权。正是这样的控股权，企业才成为国有企业，国家才对企业负有监督管理的权力，如任免企业高管、考核经营业绩、查处企业的违规行为等。因此，在国有企业中，国有股权、非国有企业股权，它们的地位、权力是不同的。非国有股权，主要是收益权、决策参与权，而国有股则是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国有股要有收益权，但重要的是控股权，这才是国有股的本质所在。

国有股的控股权要求，决定了国有股不可能成为优先股。因为作为优先股，它的权力只是收益保障权，以固定的收益率无期限保障的收益，而已不再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如果国有股转变为优先股，这就意味着国有股放弃控股权，国家退出对所出资企业的监管。

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大型企业，它担负着中国经济中大企业的责任。在国内，对于经济发展和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国际上，它体现着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中国话语权的坚强后盾。这样的大企业不掌管在国家手中，由谁来掌管？只能由民间人士来掌管。他能管理得好吗？如果他能管得好，他现在一定是一位知名企业家，这时它就在管自己的企业，还能有精力和能力管国有大企业吗？如果他不是一位企业家，而我们将目前的国有大企业交给他管理，他又怎么能够管好？这就相当于一个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却说能够做好别人的事，岂不荒唐！退一步说，若他们能够管好，又如何来保证国有大企业的运行能够符合国家所要求的目标。国家必须要有相应的机构来协调他们同政府的关系，这就无形地增加了交易成本。结果很可能是国家自行管理来替代这些管理者。

（许保利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

秦晓斌：可将部分国有股转为优先股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将部分国有股票转化为优先股，可以缓解国有控股和市场化之间的矛盾。”银河证券研究所策略总监秦晓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国有股转为优先股，能使国家获得丰厚的股息收入，减少国家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干预，既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可以把公司的自主经营权落到实处，推动市场化进程。

秦晓斌表示，优先股制度在我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确立，因此，在推行优先股试点过程中需要在制度方面进行突破。

首先应明确优先股细则。在法律层面应明确优先股的种类，发行的资格要求以及优先股在利益分配、剩余财产分配、表决权、赎回和转换方面的权利。并要求公司通过章程对发行的优先股的权利做出明确规定。此外，如果公司需要发行多种类别的优先股，需要将各个类别在利益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中的序位进行规定。如果公司优先股要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发行交易，需要披露必要的信息，并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管。

其次，应限定优先股比例。在公司中，普通股股东和优先股股东会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优先股的比例过高，表决权过多的集中在少数普通股东的手中，普通股东在决策时可能会忽略优先股股东的利益，从事风险高的投资。从国际上看，各国立法对公司发行无表决权的优先股的比例都设置了上限，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家规定这一比例不能超过1/2，法国这一比例规定是3/4。我国也应做出一定限制，来使优先股运行合理化。

秦晓斌认为，对于A股 市场来说，优先股是商业银行重要的融资工具，可以使中国银行业融资手段多元化，可以缓解国有控股和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可以吸引场外的资金，为企业融资做出贡献。由于优先股不能上市流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承受能力与上市公司融资之间的矛盾，并有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在我国当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可以先考虑将现有上市公司的普通股向优先股转换，这样不会增加 新股 发行规模，不会对资本市场产生流动性的压力，影响资本市场的波动，并且可以逐步考虑在 IPO 的公司中，尝试新设少量的优先股。”秦晓斌认为，有三种特殊的普通股份在转为优先股之后会给 宏观 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一是将部分“大小非”转化为优先股，可以缓解市场减持压力。优先股与普通股不在同一个市场流通，从而消除了长期以来市场对“大小非”减持的恐惧。同时，将大小非的普通股转换为优先股“大小非”类似于获得了公司的高息债券，保证其现金流，并且仍可协议转让，不影响“大小非”的随时退出。由于其价格低，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者接盘。

二是将部分大股东股权转成优先股，这样有利于限制大股东的股权霸主地位，有效解决“一股独大”所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会极大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的诸多问题。

三是将部分国有股票转化为优先股，这样可以缓解国有控股和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可以有效解决国有控股公司决策机制的问题，提高其效率和效益，推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即使是需要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在确保国有控股的基础上仍可以将部分国有股转为“优先股”，增加股息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