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停办了80年之后，清华大学11月1日再次成立了它的国学研究院。

如今大学里成立的各种关于国学、关于通识教育的学院和学术机构已经不少，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所以广受关注，与它的历史渊源很有关系。清华大学曾于1925年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后被称为四大导师，短短四年近70名毕业生中，成为中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有50余人，成就了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异常壮观的景象。据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介绍，清华大学将力求把再次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希望以此续写其在该领域创造的辉煌历史。

一所大学，一个科研机构有这样的学术目标和志向，当然是一件好事。崇尚和追寻80年前清华国学院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的脉络、旨趣和方向，比应时应景、高大虚无的学院和科研机构设置要好得多。然而我们也应当承认，现在的高校和学术界依然不乏豪言壮语，所谓“重振”，所谓“复兴”，已经很难令人心情激荡。在大学和学术界的生态和外部环境都与80年前截然不同的今天，续写学术辉煌，就远非“跨学科”、开讲座、学术交流那么简单。

近代清华国学院在历史上的耀眼之处，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但这种辉煌如何得以形成，倒是应当向更深处开掘。

清华国学院正式创办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续仍感染着全国，“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如何重建中国的本位文化，清华国学院勇毅地举起旗帜。与此同时，这种国学研究也并非简单的恢复，并非拒斥西方文化，而是倡导中西贯通，以新观点新方法“整理国故”。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当时的研究和论述中，就能明显感受到“东西交融”、“东西结合”的学术路向。这种坚定的学术精神、开阔的学术眼光和开放的学术心态，或许是当前纷纷扰扰的国学研究的关键的短板之一。

作为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不设学位，不设院长，只设办公室主任一职，处理日常事务。学制模仿中国书院和英国大学的制度，主要采用“导师制”，即强调学生自修，教师只担任指导。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已经不缺形式上的模仿，但在量化、行政化的学术和教育体制中，能否达至其中学术独立的传统根髓，我们却不能不存疑问。

往更大的方面说，当年清华国学院研究院的辉煌并非是一枝独秀，也并非是一个特殊，在它的同时代，北大的国学门和许多新兴学科也在建立并且兴盛，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纷纷出现，社会调查轰轰烈烈，那时提出的问题到今天还在回答。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大学数量从未达到过大众化的程度，但却涌现出世界上都声名显赫的教育大师、杰出的校长和大学。他们共同组成学术、思想和教育繁盛的景象，并构成一种相互支撑，相互激发、相互成就的体系。从根本上说，这一个体系直接扩展出宽松、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学术氛围和环境，而这样的状态，我们早已经点题，却远远未能破题。

因此，当我们谈到总结历史、发扬传统、续写辉煌的时候，或许应当从当下中国学术的反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