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英语的“必修地位”

对学英语的硬性要求，很多学校要求学生四个学期学英语，这四个学期必修英语的学分高达12－16分，约占高校总学分的10％。

英语不是对每个人都同等重要，社会要有效率，须有分工。作为非母语、非法定的外语，英语是否重要应由市场说了算，不应政府说了算。市场有需要，政府不管它也会发展；如市场不需要，政府强制去管，结果是多数学生青春的浪费、社会资金的浪费、少数人的不当得利。

任何机构都无权强制别人学习非母语，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机构都须使用汉语作为公共语言（第一语言）。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时期，我们曾走极端，禁止或讽刺学习英语（有的改学俄语）；改革开放后，又走极端用红头文件规定必须学习英语或其他外语，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在9年制义务教育与基本普及的高中或中专阶段，学生已学习了相当的公共英语，到了学生缴纳学费大学阶段，还继续强制学习“公共英语”，于法于理都说不通。设置必修英语课程（包括政府主导的4、6级考试）的具体效果、考试经济的膨胀，已广受质疑。给予学生、教师更多的选择权，将公共英语类课程放入选修甚至是任意性选修的课单中，利大于弊。

专业必修课不宜定得太早太多

内地高校中经济类专业，一般都是新生入学就确定专业（大学院系现在越分越细，专业等价于2级或3级学科。转专业被设定在大一结束时，且被控制在极小比例，比如5％－10％。理由是进校时各专业录取分数不同，或是防止各学院太不均衡），但各专业在现有体制下都必然自我扩张，规定过多的专业必修课程，限制学生在经济不同领域的发展要求，更不用说跨专业、跨一级学科了。

学校、院系在基础课及专业课方面设置过多的必修科目，自然压缩了学生的选修课，压制了学生对教师的选择权（也减弱了教师间的竞争），学生变成了上课的工具。学生将大量精力花费在必修课上，就没有充足时间考虑自己真正偏好的领域。

海外高校普遍前两年通识教育、第三年分专业，但也有高比例选修课。上世纪30－40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是如此，没有全国统一的必修课（虽然有特殊原因，但歪打正着），甚至没有全校的统一必修，各学院教授有充分的课程确定权，没有统一教材，没有标准答案。

现在有些高校也在采取类似举措，比如全校通选课、大类通选课，但其学分数在总体学分中的所占比例，仍太低，以至可忽略不计。

课程设置比例是个战略问题，选修课比重太低，必然让学生输在起跑线上。备受争议的教育部本科评估，指标很多，如办学指导思想、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学管理、学风、教学效果等7个一级指标和一个特色项目，一级指标下又设19项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下又选取44个关键因素作为观测点或三级指标，偏偏没有选修课比重这一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