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短信不断，推销电话不停，广州市民杨先生不堪垃圾信息袭扰，将手机号码运营商告上法庭，要求认定对方侵犯个人隐私权。9月6日，该案开庭，被告运营商律师称，广告信息是否为垃圾信息见仁见智，某种程度上给生活带来便捷。（9月7日《南方都市报》）

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运营商方面律师表示，接到法院传票后已将原告列入一份“红名单”，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杨先生电话推销、发送广告短信，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市领导级别的人，原告能受此等待遇，可看出他们的诚意。

因为不配合地抗争，杨先生被幸运列入“红名单”，从此享受到不被骚扰的“待遇”。这事儿听起来就让人生气：难怪民众对垃圾信息沸反盈天，在官员们那里也唤不起行动的共鸣，原来有级别的人都调整到“免骚扰”的状态啦。运营商律师的表态也泄露了一个天机——让用户不被骚扰，原来不是没有办法的，只是没有“诚意”而已。

现在，杨先生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了，千百万其他用户被垃圾信息骚扰的问题却仍然存在。这几年，因为舆论压力很大，运营商也常常摆出一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委屈姿态。根据此次“红名单”泄露的天机我们知道，技术从来就不是问题，他们有技术让部分领导免于骚扰，就一定有技术让全国用户免于骚扰，关键问题是：在诱人的利益之下，他们不愿主动舍弃这块肥肉，只是做一些虚与委蛇的“假动作”应付民众罢了。

运营商辩称，人家这是一种信息服务，本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多的便捷；用户则称，这种不经许可的强势推销就是骚扰，手机号码被泄露侵害隐私权。双方各说各话，法官也难以下定论。在这种含糊的语境中，只有引发较严重后果的，运营商才会从法律上承担一定责任；而大量存在的“无严重后果”的垃圾短信，就这样得以在夹缝中野蛮生长，肆意骚扰消费者的神经。

不管怎么说，免于垃圾短信骚扰的“红名单”都是对现实的挑衅。它让我们再次发问：让用户免于垃圾信息骚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所以，“享受红名单待遇”不该是此案的终点，鉴于这几乎是关系到每一个用户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努力从法理上廓清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倒逼运营商——普通民众岂能活该被列“黑名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