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治理需要监管前移

“裸官”需要“裸管”，治理须从两个方面破题：干部人事制度需增进民主化、官员监督要落实阳光化。

4日，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举行小组讨论，代表们充分肯定《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中“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的规定。

“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重要敏感岗位领导，广东再一次敢为天下先，再次彰显广东先行先试的胆识。

“裸官”现象由来已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温州鹿城区前区委书记杨湘洪，到新近被曝光的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十多年来“裸官”一次次刺痛公众的眼睛，一次次往民怨的“堰塞湖”中注水。到了今天，整条“裸官”生产的“流水线”过程已无秘密可言，有关部门也曾尝试“裸官”治理，可惜成效欠佳。

禁对“裸官”委以重任，可视作降低“裸官”风险之尝试，它的成效如何，能否达到制度制订者的初衷，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一方面，囿于目前的信息公开程度，判断一位官员是否属于“裸官”仍有难度；另一方面，就现行的人事任用制度，禁止“裸官”任党政正职、重要敏感岗位领导未必能化为现实。如张曙光，早在许多年前就是名符其实的“裸官”了，照样官运亨通，直至权倾一方，成为巨蠹。退一步说，只要是“裸官”，心存捞够了就溜的邪念，不任一把手，当二把手、三把手，一样贪赃枉法。巨贪杨光亮不过茂名市常务副市长，非法收受他人钱财过千万，还有数千万财产来源不明。

“裸官”治理，有两种思路可供参考，一是监管后置，堵住“裸官”后路，不让“裸官”有机可乘；一是监管前移，让官员没有机会成为“裸官”，从而免除后患。两种思路，虽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有时需要双管齐下，“前”“后”夹击，但还是存在一个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问题。从治理的成本效益角度，后者需要被置于更显眼的位置。正如《黄帝内经》所言“不治已病治未病”，事前防范远胜于事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