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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的狂欢

www.fjnet.cn 2012-10-27 11:24  刘  敏 来源:长江日报 我来说两句

前几天,同事说起湖北卫视的一档节目,叫《调解面对面》。我找最近的一期来看,说的是丈夫喜欢打麻将,影响到了婚姻和家庭生活,这对结婚多年的夫妻因此闹到要离婚。

节目当中,这对夫妻被请到了现场,各坐一端。除了主持人,他们所面对的,有几位专家点评嘉宾,有社区帮帮团,还有社区评论员。社区帮帮团大概由若干位市民组成;社区评论员中间有媒体从业人员,还有律师等等,也是若干位。

这样的配置,将节目现场变成了一个舞台,将调解的过程变成了一场戏剧表演。被调解者,比如那对夫妻,既是调解的对象,也是这场戏剧的角色之一。

家庭调解类节目近些年非常火爆。那些上节目的人,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个人或家庭事务,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不得而知,也无意于去探究。

中国有句俗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里,显见的理解,当然是家务事过于复杂、琐碎,很多时候无所谓是非对错,因此清官也很难去决断。

这句话里,其实还隐含了一层意思,就是它体现了一种社会治理思维。

“官”代表着国家权力,家庭事务除非闹到要打要杀,也就是可能进入到刑事层面,一般来说,国家权力是不会轻易地、直接地介入到家务治理中。但这不表示国家放弃了家务治理,而是把这一领域交给社会或家族共同体,实施间接治理。间接治理的工具,包括社会观念和道德,包括家族内部的公共权威的确立(例如族长,男性家长等),也包括熟人社会中的话语(所谓流言蜚语)。

我想,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可能记得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家务治理,即居委会。很长一段时间,夫妻闹矛盾等家务纠纷,居委会干部是要上门做思想工作的,也就是所谓“调解”。我还听长辈说,那时候,若居委会不同意,夫妻很难离得成婚。

现在,居委会大概已经不行使这项职能了,个人自由得到了扩展;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仍然不会直接介入家务治理。那么怎么办呢?在社会的意义上,家庭调解类电视节目,承担了家务治理的社会功能。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调解类节目的产生与发展才成为可能。

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前的观众,才是调解类节目的最终对象和目的。通过精心设计和流程控制的调解表演,完成了对众多观看者——也可以说是对社会大众的说教与劝喻,实现了家务治理。

现在经常有节目被叫停,调解类节目有被叫停过吗?好像没有。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类节目难道不正符合了国家的社会治理意图吗?并不需要权力直接出场,社会就完成自我的治理与规训,这难道不正是国家权力想看到的吗?

调解机制的设立,一个目的是为了降低治理的社会经济成本,所有家庭矛盾都直接对簿公堂,用术语来讲,这可能是诉讼成本大过标的成本,经济上不划算。那么,调解类节目,花那么多时间、请那么多人,有的可能还要支付报酬,这到底是降低了还是增加了社会经济成本?

如今,人们的隐私观念空前增强,极端重视隐私,珍视和保护自己的家庭或个人私生活。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把自己的隐私主动暴露,做成节目,观看节目也就是观看隐私。我把这类现象,叫做“隐私的狂欢”,它显示了人性的一个基本面,即从遮蔽与揭示、禁忌与僭越中获得狂欢的快感。这大概也是调解类节目火爆的重要原因吧。

  • 责任编辑:邓宇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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