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应有不惮普通民众监督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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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静悄悄的改革正在中国红十字会发生。记者获悉，红会日前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社监委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王振耀、白岩松等15名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据了解，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主要邀请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担任，包括学术、法律、医学、财会、媒体、志愿者等各界代表。(12月9日《京华时报》)

改革其实早已在进行中。自去年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遭遇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信任危机，其官本位、缺乏中立性以及与商业有剪不断利益纠葛的种种弊端，也渐次被社会所窥见。要重建透明、阳光、健康的中国慈善之路，要重建民众对于慈善组织的良善信仰，改革无疑既是舆论压力下的必需，也是难得的契机。或许正是因此，自去年至今，红会相继推出运行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人事制度改革等种种内部纠偏措施，设立社会监督委员正是系列“自我救赎”改革思维的延续。

一言以蔽之，红会要以透明和公开的变革来舒缓围观者的焦虑，完成彻底的形象转身与制度救赎。以此来比照，社会监督委员的价值并不难看到。诚然，要完成红会彻底的去行政化与去官办化，道路还很漫长，但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已算是公开化的切实渐进一步。社会监督委员能够对红会日常的项目、经费与活动进行监督，这事实上是在部分兑现捐助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而聘请众多知名人物作为首批社会监督委员，因为知名人士更爱惜自身羽毛，他们更会用心去进行相应监督，有助慈善回归“玻璃房子里事业”的本质。

不过仍然需要提醒：“社会监督委员会”请勿忘社会公众参与。是的，以公众人物为主体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自有其积极价值，但必须承认，它能衍生的公信力仍然是有限的。

一方面，既然是公众人物，也就意味着日常社会事务繁多，抽身无暇之下，他们真能以更多精力去监督不能出现任何瑕疵的慈善事业吗？其次，虽名为“社会监督委员会”，但这些名人是如何遴选，以及经由何种路径最终成为委员？他们又将如何履行基本的职责？类似信息是模糊与空白的，社会监督委员会本身都不“透明”，这令人遗憾，也很难附生出跟随于其后的最大监督公信力来。

“社会监督委员会”最大的一个瑕疵与悖论或许还在于：社会监督首先应该是一种对立性关系，正因为如此，监督权绝对不能由被监督者来授予，但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看来并不是这样。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主导的委员会组建过程，也可以说是红会自发性选择监督者来监督自己。这不仅让监督成为了某种指定式的特权，也很容易让监督发生异变。指定式的监督，形成的只能是被限制与可能妥协的监督，而指定的特权，更是容易被情面、利益关联与委员资格能够轻易取消等种种因素所干涉，此种监督很难做到铁面无私与一视同仁。

什么才是对红会切实有力的社会监督？在我看来，它只能是来自民间的纯洁慈善信念与怒其不争的愤怒感。换言之，普通民众才是慈善事业最可靠的监督者。缘于身为捐赠人，他们对慈善腐败有着切身的利益痛感，缘于身处具体的生活中，他们更具有发现细小慈善乱象的敏锐监督意识。同时，这种偶然与随处可在的监督也不能被收买，因为作为监督者的民众是无尽的。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此前涉及红会的一些不正当与不体面行为，多是由普通公众于网络之上爆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公民其实都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成员。

有一点常识需要被重申：关于自身改革，红会必须要有不惮普通民众监督的勇气。尽管红会有种种弊端，但它每一次变革，公众都给予了热烈的关注与评价，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这也算是红会去年至今不多的实质性改革之一，但无论如何，形式进步的改革也应该有着效果可期的指向。红会的社会监督制度需要继续，但普通民众的力量必须被更多地引入其中。因为说到底，监督不是请人来监督自己，而是尽穷路径，让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无障碍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