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广州自身的优势,提前一步设计城市创新社会治理工具平台。”日前,中国社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顾问、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牛文元教授来到广州畅谈新形势下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并为广州的社会治理出谋划策。 治理是对管理的提升 记者: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提出社会治理而不是过去的社会管理,两者之间有何辩证关系? 牛文元:这里面有联系,也有区别,治理的内涵更丰富。首先,管理是自上而下,但治理希望利用基层自下而上的力量与自上而下的力量相结合。因此,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也可以看得出来,目前非常注重基层治理能力的培育,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收到更好的成效。 其次,管理一般是自外向内,告诉人们什么“不能”,通过法制等硬性约束来说明哪些事情不能干。而治理是不仅仅依靠硬性的限制,还要通过发动内部的社会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来使社会更和谐。比如通过修身、家风、传承、道德、村规乡约等这些方面来提升内部修养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问题上必须扭转以往只注重成绩而不注重核心价值的教育方法,在为人处世问题上坚持“内方外圆”的规则,在社会民生问题上倡导同情心、慈悲心和自助互助的精神等。因此,社会治理强调了上下结合、内外结合、软硬结合、行政管理与道德提升结合,比社会管理的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和深刻,也更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记者:目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有什么?针对这些情况,应该怎样对症下药? 牛文元:社会为什么不和谐? 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提出一个系统性理论,叫社会燃烧理论。引发社会事件的元素包括社会燃烧物质、社会助燃剂、社会点火温度。社会燃烧物质就是人们感知的社会痛苦指数与要求失望指数,比如失业、贫困、社会不公等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具备了可能引起社会事件发生的燃烧条件。而社会助燃剂则可以由国民心理的平均水平反映出来。点火温度则是社会事件发生的导火线。这三大元素都达到临界状态时,就很容易引发不和谐事件。以往我们忽略了这个理论,但从现在开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社会治理也就更加心中有数了。要想使社会和谐,三大元素中的每一个都要关注到。过去我们对于社会事件的处理总是在发生之后才启动应急预案,显得手忙脚乱,现在我们要通过这一套完整的理论把关口前移,逐渐转变到预警、预防措施,最好“兵不血刃”地把坏事消除在萌芽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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