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成为一种常识

日前，上海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新增了上海体育学院等6所试点高校，参与高校已达14所。上海市教委要求这些高校教授、副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上课，且保证课时，不能“走过场”。（9月9日《人民政协报》）

教师节来临之际，本该说一些祝福老师之类的话来，但读了上面的新闻，却让人感到如鲠在喉，心里难受。所谓“教授”，本义就是“传道授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教授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虽然有多种渠道，但上课定然是主渠道。一位教授，假若连上课都不感兴趣了，那又何以为教授？连教授们都不想上课了,大学又何以承担培养人才的任务？如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还需要强制规定，甚至还需要提出硬要求——保证课时，不能“走过场”，而且这样的做法竟能成为一条“新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大学何以成其大？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认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现实是，“教授不上课”却在国内一些高校中成为“惯例”：一些高校高楼越盖越漂亮，知名教授学者身影难觅。即便一些教授在学术上堪称大师，也很少有自觉自愿亲身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一现象在大学里司空见惯。

教授为何不愿给本科生上课？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教授太忙。有些教授，除了屁股后面跟着一串硕士生和博士生外，还有一些社会讲学任务，更主要的是，一些教授还要忙着开会、找课题、拿项目，而这些恰恰是能给他们带来名利的东西，因此，教授们的上课积极性自然不高了。二是导向问题。现在评估教授，或者拿个什么奖项，很少有针对授课水平的。无论是政府津贴，还是教授评级等等，关键的，不是看你课讲得好不好，而是看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少课题立项。如此导向之下，谁还愿意干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三是利益驱动。一方面给本科生上课不像给研究生上课那么轻松，更比不上走穴来钱快，另一方面有的高校太急功近利，过分看重科研，因为科研成果往往往是终身制的，可反复使用，能不断增加自己的砝码，这就导致高校也对不愿上课的教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教授教授，教之授之。虽然上海方面已经做出了努力，但要在全国高校彻底改变教授不愿给本科生上课的现象，让“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成为一种常识，还需要诸多制度层面的系统革新。一要建立教授为本科学生上课的制度，从办学的定位、教师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全新的调整，让大学的定位回归教育本位；二要在导向和考评机制上下功夫，加快大学去行政化进程，避免行政指标左右教师的教育和学术精力，同时提高教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亦即“高薪养学”，留住教授们的心；三要在职称评审等方面，应该改变以科研为绝对标准的现实，注重教学水平，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制度性偏差。

记得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早就告诫世人：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大学，是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最高体现，关系着青年的成长和学术的品格。今天，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航船正高歌猛进，但越是这样，就越需要我们多一些清醒和冷静，多一些坚定和执着，时时检视和反思，追问目的、审视手段，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成为一种常识，维护高校的“一方净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期待，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大学能回归本义，教学能回归本义，教育能回归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