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治理结构依然是单中心的，仅仅有个别老师去支持挑战权威的行动，这不仅在治理结构上依然是听话结构的复制，而且在操作结果上很可能是让挑战的学生在此出局。】

最近，一个大学老师在上完“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策略”课程之后，求学生给予其胯下之辱。结果，有些同学选择逃避，但还是有100多个同学提腿跨过了他的身体。这个行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此很多人表示赞扬，但也有一些人表示用意很好，方法值得商榷。

有评者就认为，这位老师利用老师的权威，要求学生很听话地给予其胯下之辱，结果胆小怕事的从后门跑了，留下听话的从他身上跨过，这本身就是名为让学生挑战权威，实际上依然是让学生服从权威。

这位评者的评论是很深刻的。用制度分析的框架来透视，可以看到，这个行为的内在逻辑是一种单中心的逻辑：在师生关系的最核心层面，是一种单中心的治理结构，老师是权威，学生是学习知识的，老师永远是正确的，学生是可能出错的，也可能是正确的，正确率取决于学生学习好不好，听不听话。师生之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就意味着权威。

在师生关系的第二层，可以看到多种师生关系：一种是权威的老师和听话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一种是权威的老师和不听话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前者没有问题，和内在的单中心治理结构是吻合的，后者显然是学生在挑战老师的权威，学生可以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但是绝大多数结果是学生的分数不及格。对学生来说，分数就是硬道理，分数不及格，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局。既然淘汰出局，第二种关系也就自动消失了。所以，虽然不断有不听话的学生挑战老师的权威，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无条件扣分关系，使得挑战老师权威的学生在治理结构上就处于被淘汰的位置，所以学生是不可能去挑战老师，反而会有意去夸大老师的权威。

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老师，发现了这种师生关系不利于学生成长，也不利于学术进步。他们希望改变这个局面，鼓励学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鼓励学生创造性地思考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学习权威，但敢于大胆创新。在这些老师看来，有出息的学生都应该是有创新能力的学生，而这种创新能力的培养，显然不是仅仅传授正确答案、通过努力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可以实现的。

这些老师的努力，显然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在分数第一、正确答案得高分的治理结构内，这种努力因为非常珍贵而显得十分弱小，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培养了学生的双重人格：他们又要听话，又要创新。他们看不起这个结构，但又不得不去适应这个结构，而在这个结构之外又要去创造一个让自己的创新能力能够得以成长的小天地。如果这个人不是天生就有创新能力，他的弱小的创新种子，估计早就失去了发芽的能力。这时候，即使偶然遇到名师，给他们育秧的机会，他们要成长为创新人才，又谈何容易呢？

因此，关键是治理结构的变革，让单中心的治理结构，转变成一种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每一个学校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可以有自己的办学思想，他们不需要统考，也不需要试图去编写统一的教材，并试图给所有的考试点设计统一的正确答案。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同样的课程，不同的老师，可以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教学方法。在多样化的体系里，其权力紧紧限于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在教学的领域里，老师和学生具有最终的决策权。

如果有了这个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我们会发现，每一个老师都会在现有的知识基础上发挥个性化的教学能力，每一个学生也会在学习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去认真地学习并且思考种种知识，其创新能力也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了。

如果治理结构依然是单中心的，仅仅有个别老师去支持挑战权威的行动，这不仅在治理结构上依然是听话结构的复制，而且在操作结果上很可能是在让挑战的学生在此出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自取学生胯下之辱的老师的努力，不仅是白费力气，而且还可能是祸害不少。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从古至今，中国人几乎都很难接受被人跨过身体的行为。这种“胯下之辱”，被认为是奇耻大辱。然而，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却自己主动趴在教室前门，要求学生“凌辱”他。这位副教授解释：跨过老师，只是表象，传递的却正是这种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5月13日武汉晚报）

反对

超越思维≠偏激求变

跨越老师=敢于挑战

我承认学生的超越思维需要培养，他们必须敢于质疑权威、反抗权贵、超越庸常，才能成为一名具有独立人格和价值追求的大学生。但是，我不认同超越思维可以通过“跨过老师”的形式形成。超越思维的形成不会如此简单和表面化，同时，超越思维也不意味着基本价值观和常识被否定，比如对教师的尊重。所谓超越，最基本的理解应该是独立思考和自我升华，而不是刻意求异，也不是偏激求变。

超越思维的养成，很难一蹴而就——期待一门课就可以培养超越思维，期待一个跨过老师的举动就可以激发超越思维，显得有些哗众取宠。而且，超越也不意味着颠覆，更不意味着对基本价值观的挑战，对于一个有超越思维的学生来说，无论他多么习惯质疑和创新，他也不会忘记尊师重教的常识。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和常识会保证社会的超越可以平稳着陆。否则，超越之后就可能只是心浮气躁、一片乱象。（李劭强）

赞成

跨越老师=敢于挑战

这位教授这一举动，是深知中国人有一种“怕人”文化，臣服权贵，不敢否定权威，表现在课堂上，学生不敢对教师提出不同意见，而不像西方学生，有个性，有独立思维，敢于在课堂上质疑教师，这位教授让学生从自己身上跨过去，就是让学生突破这一“怕人”的思维，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当仁不让于师。

教授的这一行为艺术，很有教育意义。教授自己放下身段，匍匐在地，“俯首甘为孺子牛”，让学生从自己身上跨过去，这一做法，就是带领学生们从错误的教育观念“身上”跨过去，让学生跨越自己心理上的障碍，变得敢于挑战权威，不畏强权，从前人的“身上”跨过去。这一行为艺术，本身就是对国内教育现状的一种挑战，由此来看，这位教授才是真正的跨越者。（戴先任）

漫画:李宏宇

从古至今,中国人几乎都很难接受被人跨过身体的行为。这种“胯下之辱”,被认为是奇耻大辱。然而,日前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张能立在“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策略”的选修课即将结束时,主动趴在教室前门,然后说同学们,请从我身上跨过去吧。虽然在讲课中,有了一些铺垫,但面对一位51岁的长者、老师,在场的90后大学生们还是不敢,也不忍心去做。只是在教授的一再鼓励下,100多名学生先后跨过老师的身体。张教授称跨过老师只是表象,传递的却正是这种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的精神。尽管网上不乏质疑,有的甚至叱骂老师为“变态”,笔者倒以为不妨给点宽容、多点思索、少点拍砖。(5月13日《武汉晚报》)

张教授的选修课是“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策略”,11节课从各个层面,对比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思维差异,阐述了一种思维精神,那就是敢于否定权威,敢于打破中国几千年来的“怕人”的思维定式。诚如张教授所说,中国文化里委实有一种“怕人”的文化,怕老师,怕尊长,怕前辈,怕权威,怕权贵。“怕字当头”,这种对于师尊皇权的盲目崇信,会束缚我们的思维自由,以至于习惯于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尤其在思想和真理的园地里,定于一尊,余者恰如大观园里的林黛玉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即使对方错误很明显,也不愿意反对,也要为尊者隐,为长者讳,甚至于饱受冤狱,遭遇杀头之祸亦要叩头谢恩。

这种“怕人”文化可谓根深蒂固,直到今天的大学课堂上,欧美学生能提出令老师震惊的想法,勇于“说不”,中国的学生则多是鸦雀无声,“老师永远是对的”。结果就只能鹦鹉学舌。中国民众有认为“权威一贯正确”的“传统”,而欧美民众则听到有违真理的话,就敢于站出来与之辩论。所表现的正是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文化观。这种不同的思维呈现出的不同结果即是,我们不少民众干脆懒于思考,或者说根本不必要思考,因为总有圣贤教导在前；也只有墨守成规,才不至于犯错误、“走弯路”。于是总喜欢沿袭乃至于抄袭,而少有异质的声音,少有独立的思考,自然也少有创新,少有创造。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前景、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张教授设计这样一个“跨越身体”的行为艺术,在向学生传递一种崇尚真理、敢于用真理否定权威的精神。而否定权威,先从否定老师开始。“让我做他们第一个敢于否定的人,我很乐意”。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进步的不竭动力,要创新就要先突破“怕人”的思维,用独立思考和争鸣代替一言堂,以科学真理否定权威,这样科学才能进步,社会才有发展。

我以为,对以身作则,甘心“被辱”而激励学子“跨过去”的行为艺术,所阐述或培养的新思维,实质上正是鼓励和倡导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这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和提倡的。在该校门户新闻网上,就有学生这样留言道,很荣幸能有这样有个性、独立思维、敢于表现的好老师!当然,打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培养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的精神,不是单靠“凌辱”体验就可容易完成的,而更需一个独立思考、求同存异、尊重异见的文化教育环境,需要人们对真理的不懈求索和追问,在不断否定自己、突破自己中,最终超越权威,成就自我。

这则新闻中的“胯下之辱”，并非韩信的“胯下之辱”，后者是从当事人的裤裆下爬过去，受辱意味重得多。张副教授所求学生的“胯下之辱”，受辱意味其实非常轻微。因为它是受辱者主动求来的，而不是外力强迫所致，所以与“凌辱”说不上搭界。确切地说，此举只是让师生相互娱乐了一把，结果正如学生所说，老师反而赢得了学生更大的尊敬。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张能立副教授的行为艺术收到了预期效果。

但是，是否因此就达到了他期待的教学效果呢？不见得。这是由张副教授精心设计的行为艺术本身存在的缺陷所决定的，因为这求人所赐的“胯下之辱”不是真正的“胯下之辱”，躺在地上的老师没感到受辱，从他身上跨过去的学生也没感到“凌辱”的快感，因而传递的不可能是“敢于用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而只能是一种娱乐、嬉戏，徒增笑料而已。

张副教授说的没错，中国文化里有一种“怕人”的文化，始终束缚着我们的思维自由，即使对方错误很明显，也不愿意顶撞。问题是，你趴在地上求学生跨过去，并不表明他们胆子大，就由此自动具有了否定老师、否定权威的勇气，从此就具备了敢“向奥巴马扔鸡蛋”的勇气。这一“教学环节”只是表明你张副教授敢于标新立异，并不能证明从你身上跨过去的百余名学生很勇敢，更不能证明此后他们就突破了“怕人”的思维。张副教授是否高估了“胯下之辱”这一行为艺术的疗效呢？

再来看看张副教授的教学理念。综合他所叙述的教学意图，核心一条就是：希望自己的学生做敢“向奥巴马扔鸡蛋”的人。这个教学理念很不妥，我就很不赞成。虽然张副教授补充解释道，“当然扔鸡蛋不是为了侮辱别人，而是为了捍卫真理。”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向国家领导人不管是扔鸡蛋还是扔鞋子，都是一种并不被社会主流文明观念提倡的行为。

无论是哪位国家领导人，无论是在什么场合发表公开演讲，他总是站在自己国家利益的特定立场上来说话，他所说的也许在别国听众听来不甚入耳，不符合他们所理解的真理，但在他自己国家的很多民众听来，也许非常在理。难道别国听众因为听不惯，就可以向演讲者怒扔鸡蛋或鞋子吗？

在公众的惯性思维中，师道尊严不容挑战。于是，发生在武汉理工大学的一起所谓“胯下之辱”的教学尝试便成为热门新闻。5月11日晚，该校计算机科技学院副教授张能立在讲授“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策略”的选修课时，主动趴在教室前门入口处，要求学生“凌辱”他。张副教授的举动震惊了在场的150余名大学生，在其一再鼓励下，100多名学生跨过了老师的身体。张副教授解释：跨过老师，只是表象，传递的却是这种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武汉晚报》5月13日）

张副教授的较真劲儿之所以引起舆论喧哗，大概在于此举至少扯动了公众两根神经：一根是师德和师道尊严的神经，即张副教授“自取其辱”与师道尊严的传统观念是否吻合；另一根，则是这种举动是否就是教育创新。

自古以来，胯下似乎是国人最不能忍受的道德区域之一。常人尚且不堪忍受，格外强调师道尊严的教育体制当然更视之为禁区。不过，要弄清张副教授此举是否含有屈辱性，有必要弄清其动机。张副教授所授课为“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策略”，从现今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新思维能否解决问题，往往在于反其道而行之，或者尝试突破人们传统思维自设的“雷区”。很显然，胯下就是道德尊严的禁区。按照张副教授的解释，此举的意义不在于道德，而是“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精神”。从这一角度看，张副教授的举动虽然大胆，但仍不乏创意，尤其是这样的惊愕之举或许更能激发学生们僵硬思维冰山的消融。

此举也看不出对师道尊严有何伤害之处，换句话讲，过于强调仪式感，表面上看似维护了师道尊严，但这种依靠表面仪式制造的道德高地，能否真正赢得学生的尊敬值得存疑。倒不是说学生不应该尊敬老师，而是说老师的尊严首先来源于“传道授业解惑”，而非设立带电的“师德围墙”。

近年来，一些学校一些老师有过不少有益的尝试。比如，有位校长为兑现承诺，当着学生面亲吻了一头小猪。放在过去，这怎么看都有些粗俗不堪，而在今天，这样的互动更有助于赢得学生们的好感和尊敬。相反，板着脸说教不可能收到这样的效果。

近年来，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方面的尝试，都注重强化师生互动。师生能否有益互动，必须突破看不见的身阶障碍，即传统意识中的师道尊严。被传统填鸭式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之所以缺乏创新思维，原因之一在于对师德权威言听计从，不敢质疑。显而易见，张副教授所做的，正是主动放下师道尊严，从而实现学生思维的“道德”解放。

　　漫画/美堂

近日，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副教授自己主动趴在教室前门，要求学生“凌辱”他。老师的举动震惊了在场的150余名大学生。在这位教授的一再鼓励下，100多名学生跨过了老师的身体。此举是何用意？这位副教授解释：跨过老师，只是表象，传递的却正是这种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

客观上讲，我国学生群体普遍存在不敢挑战权威的现实。从小学到大学，听老师的话、遵守校规校纪的学生，一般被认定为好学生。如果顶撞老师、挑战校规校纪则容易被视为异类。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与体制之下长大的。也正因如此，这位副教授试图通过自我矮化之举而激励学生挑战权威的做法，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学界中，无论较之于“学术霸权”之类的学者，还是较之于没有主见的平庸学者，该副教授“趴地求学生赐胯下之辱”的做法，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行为艺术。虽然不排除该教授亦有炒作之嫌，但正如前几天国外某女教授为了让学生们看清人脑结构，在教室内剃光头并在头上画上大脑结构图的行为一样，我们应该为学者的每一份有意义的努力和走心的付出而点赞。

然而，现实之中，跨过教授身体易，跨过体制窠臼难。无论是一个求学中人、学术中人，还是体制内的职场中人，想要突破真正的权威、想要反抗权贵，绝非是这样简单的事。要清楚的现实是，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一些权力的在握者，无论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知名学者，还是一些存在官僚主义的官员领导，都基本不会像这位教授一样主动趴在地上让年轻者、后来人跨过来跨过去。尤其是在官场之中，“一把手”的权威更是容不得挑战的。即使在现实之中，一位局长主动趴在了地上申请“胯下之辱”，他手底下的科长们定会把他背起。

挑战权威，需要的是突破现实窠臼，但这又基本上是难于上青天的事。一者，体制性的东西，就在那里矗立着，任尔风吹雨打，也自岿然不动。比如，在官场之中，永远存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传说，有些时候，无论下属的意见是多么的高明，都可能被官大一级者否定，于是，你只能认定“职位高者一定高明”。二者，挑战权威尤其是挑战权力，往往有一些血淋淋的代价。比如，硕士生也好，博士生也罢，如果和教授导师不和，拒绝给教授打工，很有可能被延迟毕业；再比如，上访户是经常容易被认定为维稳对象的。

挑战权力拥有者的权威，需要给予真正的权利。而给予弱势者真正的权利，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体制、官场体制不断去改革。一方面，之于中小学教育体制，去应试教育化不能只是口号，而要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教育体制才会少一些“标准答案”，多一些“参考答案”；另一方面，简政放权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只有将权力拥有者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并且晒在阳光之下，挑战官场上的权威，才会更有可能。

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副教授自己主动趴在教室前门，要求学生“凌辱”他，震惊了在场的150余名大学生。在这位教授的一再鼓励下，100多名学生跨过了老师的身体。此举是何用意？这位副教授解释：跨过老师，只是表象，其目的在于，用自己的权威与身份作为代价，让学生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5月13日《长江日报》）

偶然为之的矮化教育，之所以能产生极强的心理冲击力，就在于其颠覆了身份与思维定式。一者基于“师者为父”的传统伦理；二者从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和地位而言。即便没有这些因素，教育者放弃尊严地就地一趴，也因为反常态而倍感新鲜。然类似的行为多了，其边际效应也在不断地递减。

胯下求辱是为了“震撼和唤醒孩子们”。这样的理由显然很难成立。独立人格的培养在于长期的习惯养成，也在于教育模式的根本转变。在应试教育的控制式教育背景下，学习的模式与方法已被固化，孩子们失去了自我选择的权利，也无以挑战权威并跳出成长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以胯下求辱去实现思想和观念的颠覆，无异于本末倒置。更何况，敢于挑战权威和藐视权贵，还在于“人人平等”的权利底线能够获得保障，人们不再迷信身份与权势，这显然不是“胯下之辱”所能承载的重负。

自我矮化式的教育，对教育和被教育者都是一种变相的“惩罚”。都说“师者为尊”，尊者牺牲自己的尊严与人格，来达到唤醒与教育的目的，这对于学生来说，何尝又不是一种“心灵的惩罚”？老师如此一趴，是想传递给学生们一种什么信息呢？是想教给他们什么东西呢？教育的方式，由最初的“体罚”到现在的“辱罚”，其实都是极端教育方式的表现，只不过，前者是虐待学生，后者是虐待自己。无论是他虐还是自虐，都非常规手段。

胯下求辱式的矮化，其实是病态教育下的教育病态。培养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重在以“润物无声”进行人格教育，贵在日常细节的落实，而不是剑走偏锋“行为艺术”。

前天晚上，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却自己主动趴在教室前门，要求学生“凌辱”他。老师的举动震惊了在场的150余名大学生。在这位教授的一再鼓励下，100多名学生跨过了老师的身体。此举是何用意？这位副教授解释：跨过老师，只是表象，传递的却正是这种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5月13日《武汉晚报》）

“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进步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创新，就要先突破‘怕人’的思维，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不畏强权，这样，科学才能进步。”张能立说，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做敢“向奥巴马扔鸡蛋”的人。当然扔鸡蛋不是为了侮辱别人，而是为了捍卫真理。

没有身临其境，不敢想象现场学生的强烈反应，单就教授本身自我否定的勇气，倒是让人钦佩。那么这是一堂怎样的课呢？一场名为“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策略”的选修课，教授当天这个举动不是随性而起，而是在两个月前就设计好了的一个教学环节。他想用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向学生传递一种精神：一种崇尚真理、敢于用真理否定权威的精神。

教授可谓良苦用心，某种程度上效果似乎达到，但就是不知道学生在教授身体上跨过去的那一瞬间心情会是怎样的，或者说当面对强烈要求“取辱”的教授，内心又会产生几分敢于挑战权威的思维？

中西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自然也会不同。正如张教授所言，中国文化里，有一种“怕人”的文化，始终约束着我们的思维自由。但这种“怕人”与西方民众敢于向总统扔鸡蛋一样属于一种文化背景，中国人的这种“怕人”其实也包含着尊重、隐忍的儒文化精髓在其中，并不能简单的看作是民众对权贵的洗耳恭听，也非简单的逆来受用，否则中国也不可能有今天世界瞩目的精神、物资双文明发展的巨大成就。

呼唤创新精神、传递挑战权威意识没有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背景下，这是教书育人者必须对学生身教言传的必修课，但颠覆不能越底线，创意不能反常识，真理需要坚守，但不是简单的固执。

张教授“自取其辱”之举，虽有创新的成份，但也仅仅是纯粹的行为艺术，对他个人来讲是一次重大突破，毕竟他向学生证明了自己是有勇气打破陈旧观念的一个教授，可对于现场学生来说，未必就真的会增加敢于“向总统扔鸡蛋”的勇气。毕竟，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还不至于没有礼貌到为了表达不同的观点而向台上的总统扔鸡蛋的地步，是吧？

从古至今，中国人几乎都很难接受被人跨过身体的行为。这种“胯下之辱”，被认为是奇耻大辱。然而，前天晚上，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却自己主动趴在教室前门，要求学生“凌辱”他。老师的举动震惊了在场的150余名大学生。在这位教授的一再鼓励下，100多名学生跨过了老师的身体。此举是何用意？这位副教授解释：跨过老师，只是表象，传递的却正是这种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5月13日，人民网）

大学老师甘求“胯下之辱”，只为教给学生“否定权威，勇于创新”，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笔者担心，经过媒体传播、网友发酵、舆论场消化，这位颇有魏晋名士风范老师的“教学设计”，效果会大为打折，甚至起到反作用。

老师趴在地上让上百名学生跨过，放在古今中外都是匪夷所思。中国有尊师重教传统，古时有弟子跪拜老师之礼，老师反过来让学生跨过，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国人一时恐难接受。中国文化中也有“亲其师，信其道”的基因，老师用令人震撼的方式让学生明白他的“道”，学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他的“道”，也是尊重老师的表现，老师受“胯下之辱”的命题也自动消解，如此“胯下之辱”式教学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倒无可厚非。

一个有争议的事件，正说反说都可以，而媒体和舆论最喜欢争议事件。笔者预言，接下来舆论场会走向两极，一方认为大学老师求“胯下之辱”是要吸人眼球，再有，让学生领悟创新之道不必受“胯下之辱”，方法多的是，干吗在大学讲堂做出“有辱斯文”之举？另一方认为美国女教授可以在课堂上剃光头讲授大脑功能，民国名师可以为捍卫真理大打出手，教授在课堂里传授知识，又是诠释创新之道，“胯下之辱”的形式遮蔽不了“信仰真理”的内容。

如此，“胯下之辱”式教学恐要深陷舆论场。当下的中国大学极富争议，教授被称为“叫兽”，一些学生一毕业就失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困难重重。说高校的第一要务是立德树人，到底是传授知识重要，还是思想正确更重要尚有争议。当此背景之下，这位“唯真理为第一要务”的大学老师的“出格行为”能获得多少喝彩？

笔者最担心的还是，来自底层民间的舆论场。看到“教授甘受胯下之辱”的标题党，一些人会深究，一些人不求甚解，反而在心中为“教授是叫兽”的偏见加一重筹码。互联网上大行其道的的戾气，不正是这些看问题不全面惯于意气用事的网怒族主导的吗？

高校“胯下之辱”式教学，求“学生创新之道”，却因媒体舆论场的纷纷介入，恐将陷入难以自言其说的争论泥淖，虽用心良苦，效果只怕会南辕北辙。

“胯下之辱”是奇耻大辱。然而，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却自己主动趴在教室前门，要求学生“凌辱”他。老师的举动震惊了在场的150余名大学生。在这位教授的一再鼓励下，100多名学生跨过了老师的身体。这位副教授解释：跨过老师，只是表象，传递的却正是这种敢于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5月13日《武汉晚报》）

为了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为深刻，堂堂大学副教授甘愿跪地受辱，这样的创举和勇气值得肯定，学生也或许真的能够因此具有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的精神，但笔者对这样的行为却还是不认同。

向学生传递用科学真理否定权威、反抗权贵的精神，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这位副教授却独独选这样一种“尴尬”的方式，除了能够多赚取一点眼球之外，真正从此中受教的学生究竟有多少，恐怕还真不好妄下定论。

这种独辟蹊径的方式，能够让学生们记忆深刻，这一点笔者并不否认，但是学生们记忆深刻的是真理，还是从老师身体上跨过的经历，这就不好说了。至少笔者是想不出，从老师身体上跨过，与否定老师有什么联系，与捍卫真理有什么因果。

老师是尊者长者，学生从其身体上跨过，只有不尊不敬，而非反抗权威，老师要求学生“凌辱”，只能说是创新魄力可敬，而非什么必要的教学手段。不客气地说，如果这样的行为无助于教学，那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相反倒是那些选择走开的学生，维护了师道尊严。

当然，笔者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位副教授或许就是坦荡荡一心只为教学，绝无以此赚眼球搏出位的私心杂念，但即便如此，我们至少也需问问其做法妥不妥，有没有必要，否则的话这样的事情频频上演，学生却没有从得道受教，只能是尴尬了这位副教授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