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宴请从中午改为晚上，宴请场所从星级酒店转移至隐蔽的特色餐馆和会所……在中央厉行节约，狠刹浪费之风的当下，仍有一些单位和干部在顶风吃喝，用更加隐蔽和变通的手段与中央“八项规定”玩起了“躲猫猫”。这不禁让人发问，他们顶风违规吃喝底气究竟何来？

习近平同志日前在《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的稿件上批示指出，浪费之风务必狠刹！并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率先垂范”。这表明了我党狠刹不良歪风、倡导文明新风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要从严治党、取信于民，就必须把“反浪费”当成一项政治任务，作为改进作风的突破口，作为坚持党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抓手。

当前一些单位和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折射出他们的政治意识淡漠，工作作风涣散。“吃吃喝喝无大事”，“又吃又喝能办事”，已经成为少数党员干部信奉的“真理”，在吃喝中“建圈子”，在吃喝中“交朋友”，一来二往间，原则规定放一边，把权力当作“人情交往”乃至利益交换的工具，是他们对吃喝“欲罢不能”的深层原因。

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要持之以恒贯彻到位，离不开严格监督和有效惩处。有的地方已下发廉洁自律制止铺张浪费紧急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认真受理社会各界和群众举报。对于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党员干部，一经查实，一律先停职，再依据有关规定处理。这一做法值得推广和借鉴。事实上，只有对吃喝铺张浪费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严厉问责，让廉洁自律规定通上“电”，公款吃喝、铺张浪费之风才会得到有效遏制。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惟俭可以助廉。”年关将近，新春将临，正是中国传统节日宴请的高峰，希望有关部门查一查还有多少顶风违规的公款吃喝？还有多少挥霍公款造成的“舌尖上浪费”？（杨玉华 张紫赟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媒体近日报道称，山西省太原市１５家大型餐饮企业的１００家门店从１月底起推出半份菜、半价菜，同时，饭店服务员在点餐时将主动提醒客人是否过量，并鼓励消费者将剩菜打包带走。另据新华网报道，在太原一些超市和商店，商品过度包装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出现“４斤盒子６两茶”的现象。

从上述两则报道可以看出，在中央大力提倡、全社会积极响应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行动面前，不同的企业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并拷问着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些企业认为，顾客是上帝、消费者利益至上，他们要浪费，企业不能管、不便管，也管不着。更何况，他们消费得多了，企业利润也就多了，何乐而不为呢？

企业这种“冷眼旁观”的心态以及“利润至上”的经营理念，看似合情合理并符合经济规律，实际上对社会造成颇大危害。且不说过度包装浪费大量原材料，更主要的是企业的这些行为，迎合了部分消费者的不良心理，对奢侈浪费等不良风气形成助推效应。在企业的纵容和变相鼓励中，一些自我约束力差的消费者难免产生浪费惯性，遏制浪费行为的难度也由此大增。

由此观之，企业的经营行为很大程度上担负着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实践也表明，从长期看，能够很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会赢得更多消费者的尊重与信任，进而促进自身业绩提升。

在当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正成为全社会共识的关键时刻，企业绝不能紧盯着眼前“小利”，做一个奢侈浪费的冷眼旁观者甚至推波助澜者，应当从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高度，主动参与行动，本着节俭实用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更实惠的好产品和好消费，为“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消费理念的形成贡献自身力量。（晏国政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春节将至，各地纷纷开展领导干部访贫问苦的慰问活动，给群众送去温暖。领导干部如何才能真正走到群众中间，增强与群众的感情，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的甘肃之行作出了榜样。

习近平此行慰问和调研的地点是甘肃省。他到了自然条件恶劣、有“瘠苦甲于天下”之称的定西等地，看望老党员和困难群众。他满脸尘色，钻进开着裂缝的低矮农户，坐在土炕上与乡亲们手拉着手唠家常，询问粮食够不够吃、看病方不方便、低保有没有参加、孩子有没有学上、年货有没有备好。那种亲密无间，让人感受到他与群众的浓浓深情。电视画面上有一个细节：习近平从缸里舀起一勺水，直接用水瓢喝了一口，似乎想尝一尝是否苦涩，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这一口水，喝出了他当年插队时与乡亲们打成一片的底色。他走进了群众中间，更走进了群众心里。

毋庸讳言，当下仅在形式上走进群众中也许可以做到，但要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并不容易。长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身上滋生了脱离群众的作风，说官话，打官腔，讲排场，图享受，高高在上。以年终慰问为例，以往一些地方安排活动时，不是考虑到最困难的地方，帮助那些最需要救济的群众，而是把慰问活动当成例行公事，考虑路途是否遥远、媒体是否到场、领导活动是否方便，以致出现不少怪象：到群众家里只不过送几袋米、几瓶油，活动结束却到饭店公款吃喝花掉成千上万；下基层随行记者一长溜儿，长枪短炮侍候；各级领导每次都慰问同一个对象，成为“垒大户”。这样的慰问既体恤不到民艰，也了解不到实情，更谈不上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习近平在甘肃调研时强调，要多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多到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去打开局面。各级领导干部应把春节慰问作为体现这一要求的具体实践，与困难群众在一起，做他们的主心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通过送温暖活动，深入了解群众疾苦，密切干群关系，转变工作作风。这既是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也是以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的需要，推动事业发展的力量源于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赖于此。

梁思奇

据媒体报道，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之后，尽管公款吃请风得到遏制，铺张浪费却仍普遍存在。在全国上下倡导厉行节约之时，铺张的场面显得格外刺眼。

如百姓所言，食物吃了不可惜，扔了就是在糟践东西。铺张浪费简直就是犯罪，拿公款胡吃海喝更是不可容忍。骄奢淫逸销蚀奋斗精神，铺张浪费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考虑，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向铺张浪费宣战，告别“剩宴”。

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勤俭节约不仅不会过时，而且非常重要。于个人而言，勤劳简朴能立家立业，在人生的道路上奋斗进取；于政党而言，只有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才能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创业守业的昂扬状态；于民族、国家而言，“成由勤俭败由奢”，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努力进取的精神状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领高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向铺张浪费宣战，首先要形成勤俭节约的意识，改变传统的落后观念。“面子”消费要不得，铺张浪费才“丢人”。应该尊重他人劳动成果，敬畏食物，形成“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社会风气。

向铺张浪费宣战，更要从遏制公款吃喝抓起，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狠抓良好作风建设，推动公共消费公开透明。官员打头，政府先行，才能使勤俭节约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翟永冠

日前，湖南郴州推出乡镇“廉政食堂”相关规定，旨在严控公务接待。根据规定，上级官员到乡镇指导检查工作，将只在乡镇“廉政食堂”就餐，不准上烟酒，陪同就餐人员不能超过3个，人均消费一般不超过30元。

公款胡吃海喝、公务接待浪费，一直为人们所诟病。郴州大力推行“廉政食堂”，是规范公务接待的地方性尝试，对于改进党政部门工作作风、削减“三公”消费无疑大有裨益，其成效值得期许。

公务接待一直让基层政府感到头疼：一方面，公务接待耗费大量经费，占据大量时间，胡吃海喝成风，既影响干部形象，也损害干部健康；然而另一方面，上级部门来检查，又担心招待不周，吃罪不起。一些基层政府为了保险起见，对上级高接远送，为搞好接待，甚至动用本该投入民生的资金。一些地方乡镇公务接待的开支，居然占到党政运行经费的近四分之一，严重的甚至影响到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严控公务接待，确实到了非下狠劲的时候了。

多年来，为遏制公款吃喝，国家出台的文件规定可谓不少，但在一些地方，却是“言之谆谆，听之藐藐”。郴州的“廉政食堂”要走得更远，关键还在于制定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措施，狠抓落实，决不能仅仅把规定“挂在墙上、说在嘴上”。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基层一定要带头遵守，不能破例。

要抵制“舌尖上的腐败”，信息公开无疑是最好的防腐剂。“廉政食堂”是个不错的创意，也有了比较具体的执行标准，那么，在接待中不妨公开每次公务接待的账单，将是否在“廉政食堂”就餐、吃了哪些菜、开支多少等信息悉数公开，接受干部群众监督，真心诚意地接受群众监督。

此外，强有力的上级部门介入是推动各项制度落实的保障，党委政府一定要将“廉政食堂”运行状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并作为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对于超标违规的公务接待则可在财政预算中予以相应削减。在组织、纪律、经济手段“三合一”的督促监管之下，那些胆敢为了“舌尖上腐败”而冒风险的人，必然要被抓个正着。（陈文广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和有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媒体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公车使用浪费仍很严重。据统计，2007年至2012年间，全国清理违规车辆达19.96万台。有全国政协委员反映，“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一人甚至配了两台专车。”

公车改革极受社会关注。然而，自1994年中办、国办下发公车管理的文件以来，公车改革至今面临“改不动”的尴尬。近20年来，一方面公车购置及运行费用不断增长，日益成为三公经费支出的大头，且越来越受到社会诟病；另一方面，随着汽车产业的繁荣，公车超编配置、违规使用等行为，也变得越来越隐蔽。

公车改革“改不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公车从购置到使用整个过程信息不公开。由于公车管理一直以内部管理为主，长期以来，公众对于公车配置计划、购置成本、使用情况知之甚少，而公车管理者又因为公车数目过于庞大，违规使用过于普遍，而经常“管不过来”。如此，管公车的人不知道公车的违规行为，知道公车违规的老百姓却又管不了，管理者和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留下的空白，成为很多“公车腐败”当事人逃脱责罚的漏洞。

近年来，为了规范公车运行，一些地方采取了诸如改发补贴、装卫星定位系统等多种形式，但成效并不显著。原因在于，这些办法多数还停留在“内部掌握”。可是单纯依靠内部监督，要么掣肘于内部的人情关系，要么失效于法不责众，照样无法对公车滥用行为形成威慑。相对于内部监督，社会监督虽然热情很高，但渠道和办法却很有限。对于“公车腐败”的群众举报，有的地方推诿塞责，不了了之；而一些“怕被盯上”的公务车，也偷偷地摘下了公务牌照，挂上普通牌照后照样横行无忌。

要治理“车轮上的腐败”，最基础的办法还是推动公车信息公开。前不久，北京一名小学生建议给公车挂红色牌照，便于统一管理和公众监督。孩子的建议未必不可行。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屡屡曝出急救车、警车等公务车占道空驶、接送孩子、异地旅游等行为。而他们之所以被公众检举，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标志明显。这就充分证明，“抓个现行”是公车腐败的天敌，而使公车易于辨识、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是方便公众对公车进行监督的第一步。

因此，加强公车管理，首先就应该给公车统一喷上显眼的标识，以接受社会监督、接受群众评议。同时，公车管理部门还要完善投诉处理机制，确保让群众有诉必应、有错必纠、有问必答，从而树立公车使用的社会公信。只有充分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让公车时刻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下，“车轮腐败”才无处藏身。（周继坚）

前不久，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法院对该区北吴集镇原党委书记赵锦彤作出一审判决:赵锦彤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9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贪污公款7.75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赵锦彤案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把自己的日常开销拿到镇政府财政上以招待费的名义报销。”1月15日，负责查办此案的淮阴区检察院检察官说。如何遏制公款吃喝问题，是赵锦彤案应该带给有关部门的反思。（据1月22日《检察日报》）

人们常把公款吃喝说成“舌尖上的腐败”，吃喝问题不仅大量占用国家的公用经费，引发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更是滋生贪污贿赂犯罪的温床，必须引起高度警惕。正如赵锦彤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的反思:“我的错误是典型的，对如何加强‘三公’经费管理、解决权力约束等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面教材，可以警示他人、教育他人。”

公款吃喝不是小问题。但是，在有些官员看来，公款吃喝，不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还变成了自我享受的资本和胡乱走账、借机腐败的机会。就拿前文提及的赵锦彤案来说，一个工作勤勉，为人热情爽快，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深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并且有着20多年基层一线工作经历的他，就是因为小视了公款吃喝问题，忽视了公款吃喝所可能带来的贪污腐败行为，而使得自己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其警示和教育意义，值得各级各地党员干部记取。

嘴馋。俗话说“人嘴无底洞,座吃山可崩”。多年来，中央禁止公款大吃大喝的文件发了不少，但公款吃喝之风似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某些官员“嘴馋”。在个别官员看来，公款吃喝，反正是公家的，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鉴于此，几十年前领导干部下基层自掏腰包吃饭或交“伙食费”如今已成“天方夜谭”，工作餐“四菜一汤”的规定也成一纸空文，下级单位出钱接待上级单位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似乎已成当今公务往来中的“铁律”，无人敢破也无人能破。有些人沉湎、沉醉、沉沦于觥筹交错中，成了“酒囊饭袋”，带来了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职业病”，还有一些人肆无忌惮地挥霍公款，腐化堕落。吃喝成风、公款浪费、餐桌上的腐败，已经成了官场一大痼疾，与中央所提出的“八项规定”格格不入，必须坚决整治。

心贪。公款吃喝已经成为一项社会顽疾。对此，上至中央，下至百姓，一片鞭挞之声，相关部门的反腐利剑也频频亮出。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行为却屡禁不止。公款吃喝泛滥，与其说是官员管不住自己的嘴，倒不如说是其没管住自己贪婪的心。公务接待、公款吃喝，看似只是简单的吃吃喝喝，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利益空间，或者说有着可以让一些官员腐化堕落的土壤。前文提及的赵锦彤，就是利用了公款招待费用报销上的“漏洞”，不但将自己赌博欠下的赌债从吃喝招待费中支出了，而且见每次通过招待费贪污公款后总是风平浪静，于是越发胆大起来，甚至连家中的日常开支也通过招待费的形式报销掉。正是心生贪婪，才一步步将其推向了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的深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记住：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心莫贪，贪心必起祸。贪字头上一把刀。必须戒贪欲、除贪念，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态、阳光心态，才能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本色。

权大。公务接待、公款吃喝，是领导干部的“专利”。干部不论大小都有着一定的权力。公款吃喝泛滥成灾、有禁不止，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的手中有权。尽管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按理必须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有些官员看来，权力就是属于自己的特权、专利，自己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权力欲的极度膨胀，会让一些官员失去正确的价值取向，将权力异化为可以胡作非为的工具。尤其是对于“一把手”而言，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很容易变成“一人说了算”。前文提及的赵锦彤案，北吴集镇政府有不少人虽然对赵锦彤的做法都很反感，但碍于他是乡镇“一把手”，没人提出来。因此，必须加强对官员权力观的教育和培养，促其正确用权、谨慎用权、规范用权，还权于人民。

束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人，失去约束，肆无忌惮，将会很可怕。领导干部也是如此。一些官员大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就是缺少约束，或者说监督不力、管束太小。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一个领导干部长期处于无人能管、无人敢管的境地，很可怕也很危险。遏制贪污借助“舌尖腐败”，根本的问题是要规范权力的运行方式，把行政审批的大权彻底搬回办公桌上，而不是酒桌上。在财政透明和财政监督双双缺失的情况下，无任何可操作性，即便发再多的禁止公款吃喝的文件，也注定是一纸空文。加强“三公”经费管理、解决权力约束等问题，是关键之关键。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治乱需用重典。公款吃喝猛于虎，社会各界对此深恶痛绝，纷纷呼吁要用“严刑重典”堵住这个腐败的管涌。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非常必要。以立法禁止公款吃喝值得期待。

中央发出厉行节约的号召之后，公务吃喝之风得到遏制，一些酒店上座率明显下滑。尽管公款吃请之风得到明显遏制，但一些地方却将宴请悄然转到了内部餐厅。知情人透露，有些单位的内部餐厅装修之精、标准之高堪比五星级饭店。（1月24日《人民日报》）

公款吃喝的危害路人皆知，笔者不再赘述。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各地治理行动不断推陈出新，但从现实情况看，整治效果离公众的期待仍有不少差距，有人甚至发出“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浩叹。

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做到“三个决不允许”，即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很显然，公款吃喝由高档酒店宴请“潜伏”到内部豪华餐厅，与“三个决不允许”的要求背道而驰，此举决不可姑息迁就，必须抬头就打。否则，就会演变成一股公款吃喝的“潜伏”风：“四菜一汤”数量对了，却变成了大盘套小盘；进得是普遍餐厅，吃的却是山珍海味；拿来上的是饮料瓶，里面装的却是高档酒；白天吃的是自助餐，夜晚却送上宵夜……如此一来，中央厉行节约的决策就会落空，老百姓对转变作风的期望就可能变为失望。

公款吃喝之所以会“潜伏”，说到底，这毕竟是见不得阳光的行为。只要把一切公务接待活动都置于公众的监督下，相信再怎样“潜伏”也会被挖出来。公务接待本身涉及作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公务人员的消费行为，是“自己为自己怎样花公家的钱立规矩”，是典型的包含潜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因此，必须建立健全财务支配和使用的预算、审批、审计和约束机制，一环扣一环，让公务接待中“潜伏”的开支无处藏身，从制度上杜绝公款吃喝。

仅仅有制度上的健全完善还远远不够，“潜伏”的公款吃喝往往就是钻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的空子。要把铁的纪律变为实际的执行力，一方面，要加大违法违纪者的社会成本。公款接待消费的是公共资源，只是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某个部门运作而已，应该是一笔笔明白账。接待双方都有责任、有义务对自己所占有的那份公共利益予以确认。所以说，实行实名接待、公开接待费用不仅合情合理的，更能增加他们的社会舆论压力，不敢变着法子搞“潜伏”。

另一方面，要加大违法违纪者的法律成本。治乱需重典，在其他手段难以遏制公款吃喝这股歪风邪气时，应当从立法的层面多加考量。有法律专家认为，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要让惩治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各种挥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试想，如果有人因为公务接待的大吃大喝，而丢了“乌纱帽”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公款吃喝就再也怎么“潜伏”不下去了。

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指出，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以来第二次强调厉行节约。不久前，他就新华社一篇内参报道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厉行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奢靡浪费也是一种流弊已久的丑陋现象。据统计，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两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还有一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

除了“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同样不容小觑，奢靡浪费饱受诟病，尤以公款浪费为甚。政府机关作为社会的组织和管理者，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厉行节约可以引领社会风气，反之则不免成为构建节约型社会的障碍。

当前政府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由此意味着政府与公民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民依法缴纳税收。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节约与否不仅体现出对资源的态度，更是直接反映出对待纳税人的尊重与否。政府厉行节约的意义不仅在于节能降耗，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直观体现。在追求服务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实现公共服务最大化，这本身就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任何浪费都因人而产生，浪费者所掌握的公共资源越多，其所造成的浪费也可能越大。建设节约型政府，首先需要从约束公权力着手。在逐步完善相关监督和问责机制之后，不仅政府部门内部的浪费可以得到遏制，对于其他各行各业都有积极借鉴意义，而节约型政府内部的主管部门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实施监管。

中央转作风的“八项规定”公布之后，厉行节约日渐成为一种行政自觉，由此带给公众的启示是——一个低调务实的政府，必然首先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也是一个厉行节约的节俭政府。

针对一些单位仍在顶风公款吃喝，有关方面，或可有针对性地进行暗访、调查，查处、公布一批典型案例。同时，重金悬赏，鼓励公众举报，积极引入媒体监督。

去年年底，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以后，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多公务宴请都被取消了，今年地方两会也都降低接待标准。不过，公款吃喝、奢靡浪费积习已久，恐不会一下刹住。

日前，新京报记者以订餐宴请咨询甘肃、福建、河北、河南、内蒙古、四川等10余家省级驻京办餐厅，大多均被告知，至少3日内餐厅的包间和宴会厅都已预订一空，“主要都是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和年会”。

在厉行节俭的背景下，驻京办餐厅何以这么火？多家驻京办餐厅负责人表示，由于驻京办餐厅更具私密性，接待的大多是政府官员，“与往年不同，受‘厉行节俭’政策影响，今年很多企业的商务宴请也选在这里。”

新京报记者的调查表明，中央自上而下推行“转作风”、“反浪费”确实有效果，也有很强的震慑作用，然而，这也让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公款吃喝的时候更加低调了。他们所谓的节俭，不过是将公款奢靡的场所从五星酒店，转移到驻京办、四星酒店等更不招人耳目的地方，但是，浪费的标准并没有降低。

这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趋势——公款吃喝、奢靡正从明目张胆的马路边的腐败，转入地下，变成秘密的腐败。

以对国情的充分了解，很多改革的努力、赢得民心的举措，不可避免会遭遇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消极抵制。当中央要求“厉行节俭，反对浪费”，自然也不排除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关方面对于这些更加低调的公款奢靡，应该有所预料，并有应对之策。

一方面，有关方面需要尽快着手制度建设，将公款奢靡之风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中央“转作风”、“反浪费”的高压之下，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仍然敢于躲进驻京办大吃大喝，还是因为，时下对肆意挥霍公款，缺乏有效的预算机制、监督机制。推进预算民主，推进国有企业的财务公开，晒晒政府部门和国企的公款吃喝账单，宜快不宜迟。

短期的应对举措或许就是，在推动、倡导厉行节俭的同时，尽快让监督、问责机制启动，高效运转。有关方面，或可有针对性地进行暗访、调查，查处、公布一批典型案例。同时，重金悬赏，鼓励公众举报，积极引入媒体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说，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眼下，正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年会的高峰时节，实际上也正是一次公款吃喝、浪费的高峰时期。有关方面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驻京办餐厅、各大酒店查一查，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政府部门、哪些人正顶风而上，低调奢靡。

尽管，在驻京办餐厅吃饭办年会的不全是政府部门和国企，但要想带动全社会厉行节约之风，理当从严控公款消费始。驻京办餐厅与各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很多就是地方驻京办参与经营的，历来是公款接待宴请的常去场所，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中，应当带头，刹住奢靡风。

在谈到改进工作作风、落实八项规定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掷地有声的承诺，回应了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对全党的郑重要求。

工作作风不是小问题。俗话说，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无论是奢靡浪费、浮夸浮躁，还是官僚主义、自由散漫，都不断侵蚀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冲击着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防火线。如果不坚决纠正，任其发展，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就会竖起一道无形的墙，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甚至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

这些年来，作风建设经常讲，也取得一定效果，但存在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现象。对于八项规定的执行，是否也会一阵风或流于形式，确有一些干部群众存有疑虑。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开出了“药方”——“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要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各级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说到的就做到，承诺的就兑现，切不可“要求别人多、自己做得少”。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需要将八项规定落到实处、细处。八项规定的针对性、可操性强，落实如何关键看执行。对上级机关而言，下级机关不合规定的行为和现象，要责令整改、严肃纠正；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来说，每年要选择几个突出问题，持之以恒地解决；纪检监察机关则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防止大而化之，用不良作风反对不良作风。

改进工作作风任务繁重，八项规定是个动员令，也是个切入口，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要各地区各部门认真执行中央规定，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抓起，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自会以不断提升的作风建设实效凝聚党心、赢得民心。

（新华社记者周英峰、赵超）

去年年底，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其中要求“厉行勤俭节约”、“严禁超标准接待”。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避风头，现在不少公务招待都转向了驻京办。媒体暗访发现，多家驻京办餐厅的包间和宴会厅都已预订一空，“主要是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和年会”。（《新京报》1月28日）

虽然转向了驻京办，但公务接待的标准还是“高高在上”。据称，团体餐一桌的标准最低也要2000元，而请领导吃饭至少要达到500元一位的标准，基本上“800元一位的才像个样”。媒体探访到了一桌宴请，标准每位800元，桌上放的是单价2180元每瓶的茅台及每瓶1080元的广西特色白酒丹泉，香烟是每包108元的软中华和每包150元的真龙。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城镇居民辛苦工作一年，只不过一顿公款吃喝；而农村居民一年收入，竟然吃不到一桌公务宴，让人情何以堪。

中央“八项规定”压力下，公款吃喝之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这不仅体现在近段时间召开的地方两会上，环视周边，很多单位年会的吃喝环节也因此取消了。但在暗地里，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吃喝之风依然严重，造成的铺张浪费依然严重。无论是公款吃喝“隐姓埋名”转向内部食堂，还是“改头换脸”转向驻京办，都说明一点，遏制奢靡之风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转变作风很可能变成一阵风。这一情境下，建立遏制公款吃喝的配套机制，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下有对策”对应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泛滥，一定程度上说明，在遏制公款吃喝上，规章立制还做得不够，坚持得还不是太好。这提醒我们，厉行节俭、反对浪费，既需要把公款吃喝关进制度的笼子，也需要发挥监督的力量，让公款吃喝最大程度地曝光在阳光之下。

这段时间，一些公款吃喝为什么改成地下作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避免被公众看见，从而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公款吃喝作为一种很容易被发现的“街头腐败”，隐私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公众的眼睛无所不在，不说其他，就是那些餐饮单位的内部，也有不少人有当“深喉”的潜质，真要调动起全民监督的热情，公款吃喝很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真下决心遏制公款吃喝，就应该把更多的力量，用在激发全民监督热情上来。

全民监督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举报。这些年来，为了调动公众举报的热情，许多领域都推出了有奖举报。揆诸实际，只要真正实行的，有效举报都发挥出了积极效果。在公款吃喝上，也不妨来个有奖举报。一顿公务宴，吃掉几万元，完全由公家买单；举报一经查实，改由自己支出，由此节约的公帑，完全可以拿出一部分来奖励给举报人。

遏制公款吃喝，需要决心也需要智慧，需要权力约束也需要公众参与，需要谴责“下有对策”也需要完善“上有政策”。有效举报就是一种公众参与，就是一种上有政策，体现的就是权力智慧。真要是实行有奖举报，公众的举报热情将迅速激发出来，而公款吃喝也将无所隐藏。

从薄熙来到衣俊卿，再到以雷政富为代表的陷入桃色陷阱的官员，一系列“老虎”和“苍蝇”的倒下，令人拍手称快。细看这一系列案件，其中折射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也让人深思。那就是不少舆论不去关注这些问题官员是否贪污受贿，而是着重渲染其中的二奶、淫乱、色诱、捉奸等有“色”话题，甚至一些部门在公布有关决定中，也对“生活作风”问题予以特别强调。结果，这些轰动社会的话题看起来更像是桃色新闻，而不是贪腐事件。

有人可能说，钱色不分家，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官员一定会有贪污问题。但是，贪官之所以必须被追究，主要是在于其腐败。腐败问题触犯的是法律，危及的是整个社会，是法律应该制裁的对象。作风问题触犯的是道德，危害的是相关家庭，是道德应该处理的范畴。如果通过生活作风发现了官员的腐败问题，那么就应该把贪官送上法律而不是道德的审判台。如果仅仅根据道德问题对官员做出处理，淡化甚至忽略了对其涉及法律问题的追究，无疑是弃重就轻、舍本逐末。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对官员的道德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公共资源的支配者、公共权力的掌管者，官员确实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操守，在个人生活方面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但这种道德方面的要求，只能通过道德方面的措施来进行，既不能把法律问题道德化，也不能把道德问题法律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所以被国会弹劾，是因为他“作伪证”和“阻挠司法”，而不是因为与莱温斯基的私情。当然，一个官员的道德出现问题，他也会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前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彼得雷乌斯就因婚外情曝光而辞职。这些都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中对道德问题的理性处理方式。如果仅仅是道德问题，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就不宜介入；如果从其中发现了法律问题，那么就应该进入法律程序进行处理，而非在道德问题上大做文章，甚至借此淡化、规避对法律问题的处理。

提到官员道德，还要看到生活作风并不是官员道德操守的全部。官员作为公共资源支配者、公共权力掌管者的身份，其首要道德要求应该是与此密切相关的职业操守，诸如严格限制公款消费、不接受涉及利益的吃请与礼物、杜绝渎职和滥权等，然后才是个人生活作风。而对个人生活作风的要求，其主要目的是杜绝由此可能产生的利益交换和贪污渎职的可能。但从目前舆论的聚焦点来看，问题官员们最受关注的恰恰是其生活作风而非职业操守，公款消费虽然屡受诟病但已见怪不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行为，实为渎职但竟成为许多官员工作的座右铭，而二奶、情人则是舆论场中永不褪色的焦点，永远吸引着各色人等的眼球。

在这种津津乐道于作风问题的背后，反映出社会在如何认识官员和追究贪腐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概而言之，就是仍然没有摆脱“德治”思维，没有养成“法治”思考的习惯。舆论希望官员在个人道德上无可挑剔，但“德治”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把各种问题归结到普遍的人性弱点，或是具体官员的道德操守上，从而忽视导致贪污腐败之所以产生并蔓延的制度性缺陷，忽视从法治与制度的角度惩治贪污腐败。而没有制度的改良，贪污就会如同原上之草，割了又生。没有法治的规范，治贪就只能是个案式的、运动性的，选择性反腐终难避免。

治理贪腐，千万不能被生活作风问题遮蔽了眼睛。发现了问题官员，是道德的应限于道德，是法律的一定要进入法律。不放过任何一个贪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送上法律的审判台，而不是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新规出台后，截至1月28日，据统计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制定实施细则。地方此举被指“一刀切”，一些地方要求官员下乡调研“自带干粮和方便面”被指完全是形式化。（《新京报》1月31日）

确实，八项规定初衷良好、切中时弊，但真要兑现其价值旨归，恐怕不能一阵风或者一刀切。有几个现象值得玩味：新规出台后，截至1月28日，据记者统计，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制定实施细则。在没有专门出台细则的省份，省委书记也要求落实中央8项规定。在中央8项规定基础上，地方党委政府出台的改作风规定，层层“加码”，提出更为严厉的要求。山东、新疆、云南、辽宁等地，将规定扩充为十条。青海的9项规定，包括21条细则，浙江出台8个方面28条办法。上海除了制定30条落实中央8项规定的实施办法，还制定市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24条规则，内容涉及学习、会议、文件、活动、纪律等方面，通过54条规定落实中央精神。

这当然是好事情。但在这种“自我加压”的形式比拼中，似乎已经有些“变味”的感觉。一是改作风的立意，在于权力恪守本位，而不是比“谁更抠、谁更惨”。正如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对省两会的一些做法赞不绝口后，对会场一律不摆花也“有点不同看法”，广州是“花城”，花市马上就要开始，不同地方养花成本迥异，低成本营造氛围有什么不可以呢？

二是改作风的底线，是不能影响正常的行政活动，如果只是为了漂亮而漂亮，恐怕改比不改的效果还要坏。比如，眼下各地的两会几乎都被称为“史上最短两会”。各地都在宣称“经费压缩30%，重要文稿、建议案篇幅压缩30%”云云。缩短两会会期，成了这些地方“精简会议”的最大“亮点”。正如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所言，会期缩短导致人大和政协的会议越来越形式化，功能不能体现，因为“人大和政协，主要就是靠会议来行使职权，民主深深嵌入于开会过程之中。预算报告都没来得及看懂的时候，匆忙讨论、匆匆散会，果真是公共利益之福？

三是要求官员下乡调研“自带干粮和方便面”等规定，有赞有弹。有人说这规定能远离“剩”宴，也有人说“找个小餐馆很方便，也不用花很多钱，对身体也有好处”。一下子从鱼肉生涯回归到小米粥时代，也得考虑下胃的承受力吧。也许，今日形式上越是做到极致，越是令人对此前的权力生态生疑。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多地为落实中央规定下发文件，就曾压缩会议，改进工作作风，并要求决不能“一阵风了事，风过又回潮”。眼下而言，改作风恐怕更要摒弃“赶时髦”的意识，少些一时脑热，多些制度安排，少些数字比拼，多些行政理性。形式上越是风生水起，恐怕越让人觉得程序安排上的不靠谱。譬如最该精简的会议，是“运动式行动的层层传达会”，最该节省的会期，是空洞乏味天花乱坠又游山玩水乐不思蜀的务虚会。作风问题的背后，是权力规范与“笼子”建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少摆几盆鲜花是没用的，公众早已“不畏‘鲜花’遮望眼”。

公众的爱憎分明，人民的眼睛雪亮。就像网友热捧“舌尖上的中国”一样，大家也痛恨“舌尖上的浪费”。而这样的公众情绪，近日得到中央的回应：“浪费之风务必狠刹！”

舌尖上的浪费，当然涉及道德感的问题。“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是大有必要提倡的社会风气。而餐桌上的公款浪费，问题的尖锐性远超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感，根子在于制度。与此相关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预决算。这些胡吃海喝的钱哪来的，谁给了这些预算？充斥着奢靡餐饮（或美其名曰“会务”）发票的账目，又是如何通过决算的？遏制浪费的关键，从最现实的层面看，不在于道德感的较量，而在于预决算表决器里的角力。

表决器角力的实质，在于有着自我强化、自我膨胀冲动的权力，与监督、制约的权利之间的角力。某种程度上，餐桌上的问题，办公桌上见分晓。办公桌上的权力知道自己的边界了，餐桌上的酒杯也就知道自己的深浅了。

直接决定着权力疆域有多宽广的，就是表决器里权利的多寡。一旦表决器虚置，权力空洞化，权力当然就可以信马由缰——酒杯便成无底洞，便成吞噬社会正气与公众信任的黑洞。

如果表决器真的起到了作用，预决算真的成为最严厉的“天条”，问题也就简单多了。不是“不准”胡吃海喝，而是“不能”胡吃海喝——根本就拨不出这笔钱来。因而从长远看，把“埋单的手”也就是“花钱的权力”关进笼子，比给吃喝的嘴巴套上笼头更靠谱。

笼子发挥效能，不仅解决了笼头的问题，舌尖上的公款浪费就会迎刃而解，公务领域的其他浪费自然也会收敛。更重要的在于，无论是基于公众期待，还是从中央一系列规定的政治雄心看，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显然只是一个突破口。厉行节约，更深远的诉求是重塑我们的社会文明形态。

节约必须贯彻到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广义的资源节约，这几乎是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命题中最核心的要素。比如，土地节约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目前内地一些大城市的发展程度显然不及香港，但土地开发强度却远超香港，这意味着土地使用效率的严重低下。又如，建筑节约的问题。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建筑大国，但目前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短得不正常，二三十年就拆掉是常事。中国也是全球第一垃圾大国，其中建筑垃圾的数量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

所有这些浪费，让人痛心疾首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舌尖上的浪费。一旦预决算表决器里的权力充盈起来，再配合其他举措，让制度的笼子真正建立起来、完善起来，不仅能管住舌尖，更能管住其他方方面面的浪费，从而塑造出一个“节约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