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已经开始，一些代表委员的建议也引了舆论的关注。如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四大节假日全国免费坐火车，另一人大代表、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则说，要力推慈善立法，每人捐一笔工资做公益。

如果一些建议缺少现实可行性，就失去了议政的意义。不能很好地参政议政，可以说是不称职的体现。而不称职，用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的话讲，“意味着67万人缺席”。 朱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一个代表或委员，作用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可能碌碌无为，也可能大展宏图；可能积极履职，也可能敷衍了事；可能用心准备议案、提案，也可能不费脑筋交白卷；可能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也可能沉默寡言，高高挂起。而这个不同，就看有没有强烈的“角色意识”。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只是把这个头衔当作一种荣誉，或者获取资源的手段，或者一种奖励，而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是一种责任，自己是选民的利益代言人。角色意识不强，也就不会努力地去做好代表或委员，为“选民”说话。

角色意识的缺席也与人大和政协的制度设计出现偏差有关，没有完全实现“人民代表为人民”。这就使得被选出和推荐的代表委员，一方面其参政议政能力可能不高，无法有效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大真正可能为民众代言，因为他们连民众是谁都不清楚。再加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非专职，而是业余兼做，很少有时间沉下去调研，准备议案提案，可又为了显示自己关心公共利益，因而出现上述雷人建议和雷语也就不奇怪了。

两会中，还有少数“三无”代表委员，即“无提案”、“无想法”、“无反对”的代表委员，他们上两会，似乎只是出席、鼓掌、接受采访而已，如网民所言，是“来打酱油的”。无提案议案尚可理解，不是每个代表和委员都要带着议案提案上两会，没有建议硬要写，也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质量不会很高。但这些“精英人士”，对事物总该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并且应该善于和勇于表达。

这就涉及到另一问题，即两会要有真正的讨论和辩论，发挥“议会”的辩论功能。目前我们讨论的氛围不足，辩论尤其缺乏。代表委员们虽然也作发言，但基本是表态式的、学习式的或感受式的发言。谈点感想，表个态，说些正确的废话，难道就算尽到了一个代表委员的职责？

随着民众参政议政意愿和能力的提高，随着两会的透明度越来越大，人们对不称职的代表的容忍会越来越小。他们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两会的质量和人们对两会的观感。

要提高代表委员的议政水平和两会质量，必须加强代表委员的角色意识，角色意识的树立，一靠个人自觉，二要从外部进行监督。更重要的是，还要改革代表委员的遴选机制，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表达和履职能力的培训。最后，还要加强两会的辩论性，它会有效的激发代表委员们的履职意识。

关注2013年全国“两会”系列社论之六

政府要在行政审批上做足“减法”，就要真正将这些权力交到市场和社会的“手”中。要通过社会组织发展，有效承接政府职能，让“二政府”没有容身之处。

什么是“二政府”？不妨引用新华社昨天的报道——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说，当前行政审批权异化现象需要警惕：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部分审批权转由一些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承接，有些组织反而变成了狐假虎威的“二政府”：“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审批，社会呼声由来已久。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在两会上呼吁政府为民营企业松绑，减少行政审批等限制。他说，“有时，我们并不需要政府部门多做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做减法”。“二政府”的出现，则证明当前政府在做“减法”、放权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行政权力的下放，不能只是从政府下放到行政化色彩浓厚的行业协会。这种放权，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对经济社会发展没太多益处，甚至比原来的政府审批危害更大。如有委员所分析的，原来的腐败是官员与行贿者之间的“二元腐败”，但“二政府”出现后，有可能变成加入中介组织的“三元腐败”，更难以发现和查处。

所以，政府想要在行政审批上做足“减法”，就要真正将这些权力交到市场和社会的“手”中。

一方面，政府要大胆放权，给市场和社会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不能以社会组织尚不成熟为借口，把“二政府”当做顺理成章的“过渡”办法。这样极易形成恶性循环：“政府不放权——社会组织难以发展——社会组织难以承接政府职能——政府更不放权”。

另一方面，政府要鼓励社会形成各类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形成竞争性的格局，以有效承接行政职能。当前“二政府”的存在，根源在于政府对社会放开不够，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对此，政府需要做好的是服务、监管，扶持社会组织的成长，而不是通过“二政府”来越俎代庖。

当然，要实现政府彻底的放权，需要全面提高政府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个新的“五子登科”，形象地说明了“二政府”运行的秘密。有些地方把“二政府”当做“提款机”，当做安插“自己人”的“家属院”，而只有公开透明的制度才能防止这些现象的出现。为此需要加快建设阳光政府、法治政府，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财政预算公开等，真正实现权力在阳光下的运行。

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要“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这抓住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中心和重点。希望接下来的政府职能转变中能多一些“减法”思维，真正扩宽改革和发展的空间，让“二政府”没有容身之处。

某领导在向参加全国“两会”委员、代表打气送行时说，希望各位委员、代表多为我省做广告宣传，进一步争取国家对我省经济社会建设事业的支持，引来更多的商机，引来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游客和更多的关注。

地方负责人时刻不忘招商引资，时刻不忘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应该褒扬，但是，也应该分个场合和环境，召开全国“两会”的主要任务是参全国之政、议全国之政，而且落脚点是“全国”而并非地方。把一个全国参政议政的会议下意识地理解为争取地方发展的“经济拉动会”或者“游说会”不妥。

不可否认，以往，一些地方“派”委员、代表参加“两会”的目的一开始就不纯，开“两会”之意不在“两会”主题本身，而是有意无意把全国“两会”变成了方便的“交际会”、“游说会”或者“争取会”，更有甚者利用“两会”给自己谋名利，于是，敷衍“两会”的现象出现了，提案、议案质量不高，提案、议案中签率低，影响了全国“两会”的质量。

既然是全国的“两会”，地方领导更应该关注的是“两会”的委员、代表有哪些全国性的议案，这些议案质量如何，如果对委员、代表那些全国性的议案仅仅表面关心，而对委员、代表那些地方性的议案却照顾有加，实在地关心，那么这也是全国“两会”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是狭隘的“两会”意识，更是急功近利的发展意识。

让全国“两会”归全国“两会”，让地方“两会”归地方“两会”，形成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有机分工和协调，互为提携促进，这样的“两会”意识才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两会”意识，千万莫将“全国两会”开成“地方两会”。

2月28日，全国政协委员姚明等在驻地现身。姚明说：两会记者们要刹一刹“追星风”。“大家不要看到一个有点名气的委员就‘逼提案’，逼出来的提案不会是好提案！”“刘翔那时被你们逼得很惨！”（3月1日《京华时报》）

“逼出来的提案不会是好提案”，但是不逼可能连提案都出不来。就拿刘翔来说，2008年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年25岁的他是全国最年轻的政协委员，但自当选之后，这几年两会连续请假缺席，也很少拿出提案。训练参赛也罢，因伤治疗也好，人们能够理解，也不吝祝福，但既然当上委员，就要认真履职，要抽出时间和精力准备提案，不能只要身份不担责任。

姚明也不必抱怨两会记者的“追星风”，明星人物天然受公众关注，这种关注是压力，更是期待。人们期待这些人能是文体明星也能是委员明星，能是行业精英也能是参政议政的精英。如果像个别代表委员那样抱着“不给国家添麻烦”的心理，以“一直不投反对票”为荣，或把会场当睡场，拿提案当儿戏，自然易遭嘲笑。

因此倒逼是有必要的，一是要从舆论上倒逼。让两会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提前晒晒阳光，看看谁的专业水平高，看看谁的民意基础牢，看看谁为履职费了辛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自然会为那些为民代言、真正付出的代表委员鼓掌叫好。即便有代表委员拿不出提案建议，只要像崔永元那样愿意花一年的时间调研，即便最后“整不出提案”，依然会有赞许声一片。

二是要从制度上支持。既要健全代表委员的履职考察机制，加强代表选举和委员推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推动建议和提案的公开征集，使其在为民代言上不愿懈怠、不能懈怠，又要从各方面给予支持，这样他们才能有动力、有能力拿出质量较高的建议提案。

因果不能倒置。不是刘翔等人被媒体逼得好惨，而是民众被或实际缺席或精神缺席的代表委员气得好惨。民众希望他们能在两会上有更多担当，如果适应不了民意期待所带来的压力，不如早早让位给更能为民代言的人。

□韩青（河南 职员）

3月2日是全国两会政协委员报到的最后一天。面对众多媒体的追访，越是知名的委员越是发扬低调的风格，各出奇招躲避媒体的“长枪短炮”。 面对惜字如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的委员，记者们不禁感叹：“明星委员都成‘体育委员’了！”（3月3日《广州日报》）

两会大幕开启，明星委员、明星代表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明星们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更能引发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对记者而言，能够采访到明星委员也能为自己的新闻报道增加一些看点。这也是每年两会时，明星委员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的原因所在。

两会年年追星，的确有的明星委员不胜其扰。但在笔者看来，面对记者的“步步紧逼”，一言不发不是办法，“跑得快”更不是长久之计。“明星委员”变身“体育委员”，这种“躲记者”的行为并不值得赞赏。

明星当选为政协委员，这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在政协会议的时间段内，明星委员首先是一名委员，其次才是一名明星。记者们之所以将“长枪短跑”对准“明星委员”，是因为他们对明星委员的提案建议充满了期待。对于明星委员而言，学会同记者打交道，同媒体打交道，这也应是当选政协委员后的一门必修课。

政协会议的舞台是参政议政的舞台，更是集思广益的舞台。对于明星委员而言，工作上、生活中可以低调，但在参政议政上，就应该高调。面对记者的采访，选择一言不发，或者干脆“一走了之”，这既是对记者、对媒体的不尊重，同时也容易给人造成参政议政水平不行的印象。

明星委员“躲记者”，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明星委员在“躲记者”的同时也失去了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和机会。对于一名合格的明星委员而言，就应该在媒体面前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将自己的提案内容公之于众，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更多观点：

本网热词：2013年全国两会

真话越多两会才开得有实效

平等表达是基调无分领导与代表

13亿人怎么可能都满意

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近日在《人民日报》撰文谈历经10年两会心得时说：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很不容易；也许小组多你一个少你一个问题不大，但是，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67万人沉默；也许，多提一个提案、建议不会影响大局，但一个又一个脚印才会踩出坚实的道路。

“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这话说到了被代表的民众的心坎里。全国民众关注两会，不仅因为两会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酝酿场，政策调整与走势攸关国计民生；也不仅因为两会是代表委员激辩的场所，道理越辩越明，改革共识越辩越清晰；还因为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建议、发言中，应该有民众的声音，民众希冀代表委员们把此前征集到的民声带上两会，为民众利益鼓与呼——民声、民意不能缺席两会。

连任的政协委员段祺华说，“以前来开会，天天晚上有饭局，还要喝酒”，饭局让委员们开政协会之余，还要开“联谊会”，不能心无旁骛，聚精会神于提案。几年前政协委员贾康痛批某些委员把小组讨论当成了聊天会，不专心讨论问题而是嗑瓜子喝茶聊天，如此参政议政也是不称职的。

做一名称职的代表委员不容易，就像朱永新委员总结出的体会，要立足专业背景，立足中国国情，立足民间社会，“将国家大事、百姓生活、网络民声整合起来，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走马观花”。由于涉及到法律法规、财政预算等专业性问题，还需要代表委员能够俯下身去向专业人士请教学习，掌握跨专业的知识，熟悉跨行业的社情背景。

做一名称职的代表委员要能执著于老问题、敏锐审视新问题。日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调查推出公众关切的热点问题，既有反腐败、收入差距、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障等老问题，也有大气污染治理、新型城镇化等新问题。公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就应该是代表委员议案提案、建议呼声中的核心问题，问题一日不彻底解决，就需要在两会上晒一晒、推一推、促一促。

多提或者少提一个提案议案，似乎不会影响大局。但是多提一个提案议案，就是多踩出了一个脚印，须知，“一个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代表委员去踩脚印。无论是制度改革需要，还是民意的深深期许，都让代表委员多提一个议案提案变得很重要。两会期间，代表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你身后的67万人不愿意、也不可以缺席和沉默。

新京报漫画/许英剑

本周人物·“90后”人大代表

“90后”代表虽然数量很有限，但引起的轰动却是巨大的。如同千里冰原上融下的第一粒水珠，没有人会轻视它潜藏的巨大能量和带来的强烈反响。

在日前公布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两位“90后”赫然出现在其中，她们分别是陈若琳和铁飞燕。前者是伦敦奥运会跳水冠军，后者是公路收费站收费员，铁飞燕用弱小身躯救起落水的修桥工人，用微薄的收入收养弃婴，被称为“最美‘90后’女孩”。

这两位“90后”全国人大代表的出现，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这意味着“90后”作为一个群体，已悄然地走向了社会的主流。此前，舆论对他们的关注，大多是挑剔和严厉的，坊间曾用“非主流”“脑残”之类的概念评价他们，而他们的诉求与喜好，也只被电脑游戏运营商和偶像剧制作者在乎。但这种局面，随着他们的身影在人大会议上的出现，已开始出现根本的改变，“90后”，全新登场了。

此前，各地“两会”上也纷纷出现“90后”代表和委员的身影。虽然数量很有限，但引起的轰动却是巨大的。如同千里冰原上融下的第一粒水珠，没有人会轻视它潜藏的巨大能量和带来的强烈反响。而“90后”代表们的表现，虽然生涩，但并不稚嫩，有些作为，甚至令前辈们刮目相看——贵州“90后”人大代表刘萍，挺着大肚子在村里一户一户地走访，提出涉及家乡民生的议案三个，并个性十足地说：“不能等上了会再说是来学习的！”；北京海淀区“90后”人大代表，北师大大四学生王晨关注公租房和蚁族群体，为广大“蚁族”的公租房申请，向有关部门提出尖锐但不失建设性的问题；广州“90后”人大代表杨静本人是外来务工人员，她提出一系列包括外来小孩借读费贵等涉及外来人口权益的议案；上海“90后”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大四学生孙晓雷，“很不低调”地通过微博搜寻民意，并与公众交流。

综观这些代表，除了年龄同为“90后”，还有其他一些共性，其一，是参与态度认真，参会之前都做了耐心细致的准备，没有一条议案是雷人或哗众取宠的；其二，是所关注问题，涉及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民生问题，不高蹈和空谈；其三，他们中，多数不是官员或公务人员，这使得他们的关注点，更加底层和草根。但略有不足的，是具有法律知识背景和身份的还少，他们的“优秀性”更多于“专业性”，这一点，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是需要重视的。

也有人担心“90后”们是否有能够担当起重大政治责任的能力和勇气，这种担心纯属多余，要知道，早年先驱们，大多是十几岁就参与到革命行动中，并迅速成长起来。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年纪的还被当成孩子，整天被压在各种考试和评比之中。我们的社会，对年轻人的力量，不是估计得过高，而是信任得还不足。“90后”人大代表们的出现，恰是对这种状态的一种修正和补足。

□曾颖（作家）

■ 对话当事人

铁飞燕：90后参政议政将会很普遍

新京报：你是2名90后全国人大代表之一，怎么看待90后这个标签？

铁飞燕：这次全国人代会上，共有两个90后代表，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之一，感到很自豪。这也说明90后的这一代年轻人逐渐走向了社会，承担起社会的一定责任。

新京报：有网友质疑说，作为参政议政这么一件大事，你们是否过于年轻？

铁飞燕：有质疑很正常。在几年前，80后第一次走上政治舞台时，也有一些质疑声。现在对90后的评价也有很多，比如说这是没有担当的一代，是垮掉的一代。

但我不这么看，我们可能跟老一辈人观念上有差异，看待问题也未必一致，但我们也继承着老一辈人的传统美德，也有他们的优点。

同时，也正因为有这些质疑，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通过之后工作的点点滴滴，来证明我们90后也是值得信赖、能够担当重任的一代。事实上这次我们90后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当选为人大代表，也说明了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和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90后参政议政将成为很普遍的事情，这一代人自然也会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新京报：之前说你是最美90后女孩，现在又是少有的90后全国人大代表，是否会给你带来压力？

铁飞燕：一定程度上说是有的。人无完人，谁都可能犯错误。以前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关注的人少，可能犯错了也没人看见。现在也算半个公众人物了，一言一行大家更加关注，优点或者缺点就可能被放大。但反过来说，大家对我的关注，也可以看成是对我的鼓励，让我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好地往前走。

新京报：作为90后的代表，你觉得自己有哪些优势？老代表又有哪些优势？

铁飞燕：我觉得我能早点进入社会，认识社会，认识中国的现状，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要说优点，当然老代表们优点多，我坚信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他们更成熟，看待问题更深刻全面，对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解决问题有着独立的见解。这些对我这样初出茅庐的毛孩子而言，都是需要长期学习的。当然，年轻人可能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一些。

新京报：全国人代会就要召开了，你做了哪些准备？比如是否通过微博等较为新潮的方式来征求民意？

铁飞燕：微博还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东西，还没有涉及工作。但我来自农村，对留守儿童等问题做了一些调研，他们的安全、教育问题，是我这次两会上关注的重点。

新京报：那对于此次两会上的履职，你是怎么看的？

铁飞燕：我现在还缺乏参政议政的经验，对如何当一个好代表确实认识还不深。我现在阅历、履历都不丰富，对社会也很难说有系统的认识。所以，人代会上我还要多向老代表们学习。

新京报：但代表的身份不能仅仅是学习。

铁飞燕：是的。所以我们也有专门的培训。我27日到了昆明，28日和一些新代表一起，接受系统的培训。我想这个培训应该能够锻炼我们的表达能力，掌握一些参政议政的专业知识，学会怎么更好地传达民意，反映民意。

新京报：那在今后5年，你会怎么具体地履职呢？

铁飞燕：我就是一个最基层的收费员，我希望通过一些调研，对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做一些实事。

□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实现人大代表与民意的良性互动，首先要保证的是，民众能够方便地找到人大代表。必要时，代表本人或者各级人大有关工作机构还可以就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交流、研讨，为代表更好地反映民意、代言选民提供帮助。

据报道，日前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雷闯给568名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呼吁他们关注乙肝问题，并希望代表们将随信附上的《加大对就业体检检查乙肝处罚力度的建议信》和《关于加强乙肝知识科普，打击虚假广告的建议信》分别递交给人社部和卫生部，目前，雷闯已收到包括上海市市长杨雄在内的广东、上海、河南、湖北四省市的4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回复。

人大代表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通过选举选派到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言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也负责代表人民将民众的意见传递到各级国家机关。因此，人大代表必须积极回应民众的呼应，传递民众的心声。人大代表如果不能关注民意，积极回应、传递民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失去了根基。

近年来，“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已成为多数人大代表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准则。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代表们共提出意见建议37527件，其中14834件是在广泛调研、视察、走访基础上认真酝酿后提出的，有些建议还直接源于民众转交的建议信函。这其中，雷闯每年“两会”期间都会给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邮件或信函，希望将他的针对消除乙肝歧视的建议转交有关部门，每年也都有代表委员将他的建议整理后递交上去。但是，从整体上看，人大代表与民意的互动还有待加强，较广泛的民意还有待进一步转化成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

实现人大代表与民意的良性互动，首先要保证的是，民众能够方便地找到人大代表。如果联系不到人大代表，民间的呼声也就很难快捷、完整地传递给人大代表。因此，各位人大代表有必要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特别是办公电话、手机、电子邮箱等方便交流沟通的联系方式。情况允许的话，还可以开通专门的微博甚至设立专门的网站，以更好地与被代言的群众互动交流，整理传递他们的声音。去年两会期间，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微博与公众交流，征集意见，引来舆论叫好。各级人大负责代表工作的机构也有必要通过设立代表联络站、代表小组活动室等方式，为代表与群众的沟通交流、为代表征集民意提供便利。必要时，代表本人或者各级人大有关工作机构还可以组织代表与选民的专题座谈会、讨论会等，就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交流、研讨，为代表更好地反映民意、代言选民提供帮助。

当然，人大代表代言人民，积极回应民意，要立足于广泛调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议案建议，而不能被网上的偏颇言论所绑架，要反复权衡即将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是否能够反映自己选区或原选举单位辖区内多数民众的心声，是否能够解决他们期待解决的问题，自己的履职行为是否对得起所在选区群众的信任，而不是简单地成为“传话筒”、“邮递员”。

□朱恒顺（人大工作者）

两会揭幕前夕，新京报“京报调查”结果新鲜出炉，公众对今年两会最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等民生权益，以及反腐倡廉、司法公正、生态环境等重大议题，该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民众所关注的一些两会热点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近年来两会始终纠结不去的“老大难”，最近几年的人民网相关民意调查结果也并无大的变化，足以佐证。这样的局面，固然折射了转型期中国式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意味着，两会的议政资源能否转化为实质的政治成果，存在着极大的改善空间。

一年一度的“春天的故事”，应当演进成助推国家改革、社会进步和民生权益的坚实足印。

今年全国两会适逢换届，新一届议政者能否更好地推动民意诉求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两会进一步成为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期待的制度平台，并由此开创一个新的议政时代，既是其历史使命，也是亿万国民的殷殷期望。

“民众诉求”期待“议政实效”

应当深度构建社会化的两会政治效果评价机制，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监督议政过程和成果兑现，以使民意持续、长久地介入两会政治，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放大“两会效应”。

综观历年来两会的议政景观，各类议案、提案、建议数量惊人，其中不乏契合民意的高质量建言献策，但也掺杂着不少跟风动议、口水建言，乃至饱受舆论质疑的“雷语雷案”。而议政主题的过于分散和庞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议政质量，一些国民所关注的重大议题，缺乏深入的审议讨论和充分的意见博弈。

参与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超五千之众，这体现了两会政治广泛的代表性，但有限的议政时间与多元的表达欲望也必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议政人数、会期、流程等一时难以作出重大调整的现实下，两会议政实践需要首先突破自身瓶颈，合理平衡议政民主与议政效率，在保障议政自由的同时，集中议政资源，直面民意诉求，致力于制度性、全局性事务，尽量避免泛泛而谈、纠缠琐碎的清议。

有鉴于此，建议人大、政协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积极措施，顺应国民关切和改革发展所需，通过对议题的合理筛选、提炼和引导，使两会注意力集中于最为紧迫的国计民生领域，以提升议政效率，防止议事“跑题”。

尤其是，目前人大按代表团、政协按界别划分的分组会议，承担了主要的议政功能，这固然便于发挥议政者的自身优势，但也容易使议题拘泥于本地区、本行业。与分组讨论相比，大会发言显然更易集中议题，并促进更广泛的意见交流和碰撞，从现实议政实践看，人大会议也可以尝试运用这一议政方式。

全国政协的大会发言虽然已成惯例，但议题设置也时存争议。正因此，两会的议事规则、开会方式需要更趋合理化，尤其是进一步激活大会发言，赋予全体会议以更强大的议事功能。并且诚如一些政协委员曾经建议的，应当通过挑选或集体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大会发言，如此，当有助于聚合更符民意、更具价值的议题，并成为议政舞台上的主角。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议政”的精髓并不仅仅在于话语的表达，更在于思想的竞争。回顾近年来的两会，诸如房价、医改、教育、收入分配等民生议题虽然年年大热，并引发了众多的意见分歧，但大多局限于自说自话的单向表达，而非双向乃至多向的交锋，这实际上反映了两会辩论机制的缺失。正因此，两会在优化议题、集中资源的同时，努力构建和完善符合现代议会政治特点的制度化辩论程序，有意识地设置辩论议题，引导各方利益诉求平等、充分博弈，以最大程度达成社会共识与和解，形成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决策成果。

两会要肩负起回应民意诉求的政治责任，还有赖于焕发更多的行权意识，激活更多的行权手段，针对公众反应强烈而又经年不决的“老大难”问题，议政者在必要的情形下，应当敢于约见政府官员，询问、质询政府部门，乃至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等，使这些法定权力真正转化成解脱民生疾苦、切割社会弊端的现实政治压力。

而在另一个方向，两会能否取得令国民满意的实效，还取决于其政治成果能否由会场内落地生根于会场外。一方面，需要通过完善重点议案、提案、建议督办制度、建立代表委员常态性履职机制等内部改革，对行政和司法公权从“两会监督”延伸至“日常监督”，使两会期间所达成的重大决策，真正取信于民。更重要的是，应当深度构建社会化的两会政治效果评价机制，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监督议政过程和成果兑现，以使民意持续、长久地介入两会政治，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放大“两会效应”。

防止另一种“隐性浪费”

与餐饮、纸张、鲜花等物质意义上的会议成本浪费相比，议政资源浪费对民主效能和国民热情的伤害后果，显然更为严重。

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精简纸质文件材料的印制和发放，提案简报、大会发言等文件将通过网络系统提供查询，此项无纸化办公措施可节省会议支出200万元人民币。另据了解，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秘书处也采取了系列措施，比如，会议工作人员尽量使用机关办公用房，减少租用宾馆会议室和房间的数量等，也减少了不少经费开支。

无论是改进会风，还是改进文风、作风，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对政治生活发挥着一种重要引导作用。因此，全国“两会”厉行节约，无疑会成为落实改进会风“顶层设计”的示范之举，这不仅会推动各地会风的转变，也必定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倡导求真务实工作作风做出表率，进而推动建设更加节约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不过在赞叹这一重大进步的同时，或许更应关注另一种浪费现象——议政资源的浪费。

最近几年，少数代表、委员尤其是一些文体明星的“缺席门”事件，屡屡成为众矢之的，从前些年刘翔委员因“备战”“养伤”而五年四次缺会，到今年新晋广东省政协委员周星驰为宣传自己电影而上演现实版“逃学威龙”，无不成为社会批评的标靶。与此同时，个别代表、委员虽身处会场却魂游会外，打瞌睡、玩手机等摆不上台面的小动作时有见光，引发舆论哗然。此类视两会为儿戏的“躲猫猫”“打酱油”行为，不仅伤了公众的殷殷期望之心，也是对议政资源的典型浪费。

与上述“显性浪费”相比，不容忽视的还有议政资源的“隐性浪费”现象。少数代表、委员虽然年年现身会场，其议政质量却令人不敢恭维。从假话、空话、套话乃至声称“从不添乱”的自我表白，到人云亦云的跟风动议、重复建言等议政泡沫化，从悬空于调研与民意土壤的“凑数议案”“交差提案”“口水建议”，到违背常识、偏离法治和道德原则的“雷语雷案”，无不遭遇公众围观和吐槽。更有个别代表、委员在任期间从不发言和发起动议，成了徒占席位的“哑巴代表”。于两会有限的会议期内，这类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空耗、空转现象，同样是议政资源的极大浪费。

代议制是现代民主政治基于效率要求的普遍选择，而在中国现有政治框架下，两会则是参政议政最重要的制度平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虽然数量有限，却承载着全体国民的现实疾苦和利益诉求，更掌握着普通人难以享有的直接议政话语权，如此珍贵稀缺的议政资格和机会，理应倍加珍惜和利用，以务实高效的智力贡献和思想竞争，助推国家改革、社会进步和民生权益，而种种议政资源浪费现象的背后，折射的却是社会责任、议政素质的缺失。与餐饮、纸张、鲜花等物质意义上的会议成本浪费相比，议政资源浪费对民主效能和国民热情的伤害后果，显然更为严重。

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如何最大限度地抑制乃至杜绝议政资源浪费现象，乃是未来两会政治亟须破解的改革议题。首要的一点，是进一步完善代表、委员的遴选和退出机制，依据民主原则而非“政治待遇”选拔社会精英，依据能力优劣而非名气大小分配政治资源，使那些真正具备议政愿望、热情和素养的贤才进入议政行列，无心无力甚至无时间者及时“让贤”议政舞台。前些年，广东省28名政协委员的“辞职风暴”引发社会关注，其中就包括因训练繁忙而无暇参政的奥运冠军孙淑伟和胡佳。今年广东省政协再度表态，委员不积极履职将除名。类似的改革不应再犹豫不决，如此，拿两会不当回事的现象才会渐渐绝迹。

与此同时，有必要深度构建对两会政治的社会监督机制，代表、委员接受国民监督，既是宪法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也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通过两会议政过程的透明化，以及议案、提案、建议的公开化等手段，当能对代表、委员的议政素质和责任感形成有效的外部压力，令少数动辄缺会、应付参会、低质建言的怠责者有所忌惮。两会要成为更高水平的建言献策平台，并使民意持续介入、监督公共政治，这样的改革同样没有理由不尽快推行。

两会作为国家最大规模、耗费必要财力的政治集会，必须考虑民主成本与民主效果的投入产出。如今，节俭办会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从本质而言，杜绝议政资源的浪费现象，进一步提升议政质量和议政效果，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此，两会的成本付出才能真正物有所值，也才能为全体国民所接受。而这，既是社会所期待的理想政治图景，也是未来两会政治更深刻的改革使命。

“民主大考”呼唤“议政时代”

对于两会政治过度敬畏或漠不关心的社会心态仍有所存，虽然不参与也是一种政治自由，但这无助于发展一个民族的民主素质，而且，如果人人放弃制约公共权力的权利，私人生活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保障。

两会作为这个国家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实际上也在集中检验着国家民主制度能否有效实践、公正运行。就此而言，两会不仅是一场的“民主的盛宴”，更是一场“民主的大考”。

两会，是对政府和司法公权的一场大考。提交两会审议的预决算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高”报告是其核心议程，也是行政权、司法权接受监督的制度性安排。而民主监督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信息公开，就此而言，近年来日益升温的看管政府“钱袋子”的社会诉求，就业、医改、住房、教育、环保等民生热点，以及反腐败、司法公正等焦点议题，都需要预算、政府工作、司法等诸多信息的客观全面而不是“多谈成绩、少谈问题”式的公开。这场大考还表现在，政府和司法公权面对批评、质疑，如何坦诚应对而不是推诿责任乃至“躲猫猫”。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道德，上述信息公开和接受监督还应当包括：敢于向一切弊端开刀、与一切不当利益切割的变革措施，而不是隔靴搔痒式的空洞愿景，与既有的政绩相比，这些实质性的改革目标，也能带给人民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两会，是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体的一场大考。尽管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还没有生长出“职业政治家”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代行民权的代表、委员有理由缺失“职业精神”。近年来，“哑巴委员”“举手代表”的日渐稀少令人欣慰，但仅仅以此来检测代表、委员是否合格，显然标准过低。人们期待的是，今年两会的光环将不再局限于少数几个“明星代表”“议案大王”身上，参政议政者的提案、建议应当是真正采集民意、深思熟虑的成果而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交差，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雷人议案、建议即使符合多元化民主政治的一般逻辑，至少也能具备起码的合理性和常识性。两会对代表、委员的考验还在于，在一切必要的情形下，能否敢于启动法律所明确赋予的约见、询问、质询、罢免等刚性监督手段。事实上，这种主动履职、勇于行权的意识自觉，既是考核参政议政者的底线，也是这一群体对于全体国民的起码政治责任和交代。

两会，也是对包括普通民众、公共舆论等在内的全社会的一场大考。民主，从来就不应该是少数精英政治家的“独角戏”，而是全体国民共襄的盛举。

近年来，随着两会透明度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由“网上两会”“民间两会”所发酵的坊间民意正在对公共政策和制度变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也应当看到，在民主文化传统匮乏的历史语境下，对于民主政治的理念和价值还存在着不少社会性误解。一方面，利益多元化与尚未成熟的民主意识相伴相行，导致一些“非主流”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被民粹主义式的讨伐口水频频淹杀，进而阻碍了一个自由、宽容的代言机制和议政环境的生长；另一方面，对于两会政治过度敬畏或漠不关心的社会心态仍有所存，虽然不参与也是一种政治自由，但这无助于发展一个民族的民主素质，而且，如果人人放弃制约公共权力的权利，私人生活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保障。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应当期待，全社会能够以更成熟、更积极的姿态介入今年两会这场民主大考，在公共参与上更多进步，更少遗憾。

两会是一场“民主的大考”，由此滋生的政治压力或动力，当从方方面面塑造中国社会上至公权、下至黎民的民主精神和品格，而这呼唤一个新的“议政时代”的到来。

□阿计（资深媒体人）

每一个代表委员，都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应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来京参加两会，出发前，他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对于记者的“抢逼围”，他感慨地说：“如果我没有提案，就会被你们判不合格？”“刘翔那时被你们逼得很惨！”专访过程中，他三次强调：“被逼出来的提案永远不是好提案。”

官员、社会名人，明星上全国两会，总会遭记者追逐，因而，一些人难免不太适应，姚明的此番抱怨，无疑有一定代表性。

不过，“逼提案”一说，显然并不妥当。无论官员、名人、明星等，都是公众人物，作为公众人物，成为镁光灯下的焦点，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还身兼代表委员这一重要职务。

每一个代表委员，都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无论其是经选票选出，还是经民主程序推荐，他们都承载着民意的期待。所以，公众有权利了解，他们在思考和关注什么，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上，他们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媒体，只不过是代表民众履行他们的监督权利而已。

所以，作为代表委员，理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媒体和公众，要学会适应公共舆论的质疑。面对媒体，不必躲闪，而应将其作为接受公众监督，展现自身论政水平的绝佳机会。

一个合格的代表委员，不仅要善待媒体，更要善用媒体。作为代表委员，要想让自己的诉求被认可采纳，除了依照相关程序提交议案提案之外，另一个简便的办法就是诉诸公众，通过媒体，将自己的观点亮出，让民众来讨论，从民智中汲取营养，如此一来，相关议案提案将更臻于完善，成为名至实归的好议案、好提案。

比如，姚明称，自己的提案涉及篮球比赛的组织管理等，希望在一些方面可以改良。对此问题，相信民间有所思考的还有很多人，那么，姚明不妨大大方方地将自己的提案公开，让这个问题引起更多关注和讨论，这也更利于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作为代表委员，“敢言”应当成为最基本的素质。尤其对于有着名人身份的代表委员而言，他们说出的话比起一般人，有着更大的传播力量，而在全国两会这一平台，这种传播力更被放大，所以，每个代表委员应珍惜这一机会，不是等待媒体用话筒来“逼”，而是主动向舆论喊话，为民代言，推动社会的进步。

当然，面对姚明的抱怨，作为媒体，不是没有值得检讨之处。当下，一些媒体对于有名人身份代表委员的追逐，或许有些过度。媒体的两会报道，若成为娱乐化的“追星”，这是在滥用媒体的监督权。把关注目光更多地转向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委员，充分倾听他们的声音，当是媒体的责任所在。

□韩涵（媒体人）

关注2013年全国“两会”系列社论之三

改革政府，实质在于切断有可能形成政府利益的一些渠道，因此，改革很容易遇到有形无形的抵触。

十八届二中全会日前在北京结束，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这标志着又一轮政府改革即将启动。

几乎与此同时，深圳、珠海开始实施商事登记改革：企业登记从审批许可向核准登记转变，新版营业执照种类大幅精简、不再记载经营范围、不再记载“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不再年检。

政府改革，关键不在机构的增减，更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当前政府职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与市场关系难以理顺，市场经济无法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市场的动力难以有效释放；政府的社会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与社会关系难以理顺，社会自我发展缺乏应有空间，社会管理创新实质应是政府管理创新。

深圳、珠海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说来简单，无非是把企业从审批许可制改为核准登记制。在审批许可下，新企业“非允许不能成立”，政府拥有掌握企业出生的大权；而在核准登记制下，企业“非反对即成立”，市场拥有企业出生的大权，政府只起备案作用。客观地说，这项改革虽然小，但实质性地改变了政府职能：政府不再更具体地微观干预企业；企业是否出生，只看市场脸色，而不用看政府脸色。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企业登记注册的程序更简单，时间更短，成本更低。这将直接降低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进而刺激社会创业。

机构增减易，职能转变难，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难度，要有充分的准备。改革政府，实质在于切断有可能形成政府利益的一些渠道。企业登记从审批制改为登记制，一些吃拿卡要的机会就没了；行政审批权下放甚至废除了，企业找市场的积极性要远高于找市长，甚至根本无须去找市长；社会组织发展放开，要办慈善，也未必通过政府途径了。这些切断政府自身利益的改革，很容易遇到有形无形的抵触，也很容易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不予执行。海南早在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率先实行“先上船后买票”的企业注册登记制度，但没有坚持下来。这深刻地表明，改革政府，面临的阻力与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这样，新阶段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改革，尤其需要：第一，决心和勇气。这个决心，是政府要有改革自己、规范自身行为的决心；这个勇气，是要敢于对自己动刀子的勇气。能否有这个决心和勇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改革的试金石；第二，务实地推进，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商事登记体制改革是一项很具体的改革，难度也不大，可以尽快在全国务实展开；机构调整也是如此，稳步调整效果要好于大范围变动。第三，提高改革的社会参与度。改革政府，最终的评价者只能是市场和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政府的公开透明化是推进职能转变的催化剂，政府公开透明程度不提高，社会参与度不提高，政府改革将动力不足。

不管什么花样的公款吃喝，最终都要落到报销这一环，而现在公款吃喝的报销太容易了。

日前，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打击“公款吃喝风”应尽快制度化，通过改革公共财政预算体制、完善财务报销制度、完善公费支出公示公开制度等方面，来编织制度的笼子，关住随意出界进行“舌尖上腐败”的权力。（3月3日《新京报》）

“舌尖上腐败”屡禁不绝。不久前，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发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让公款吃喝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不过，一些地方阳奉阴违，暗渡陈仓，把吃喝“阵地”转到隐蔽的私人会所和私家菜馆。制度化治理应该跟上了。

公款吃喝不管躲到哪里，不管以怎样的名目，到最后都还是要拿出发票进行报销的。财务制度是堵住公款吃喝的一道最重要关口。比起一些企业，现在政府部门机构和事业单位在财政预算上太过粗糙，对公共财政使用的审计不力，公款接待缺乏合理的标准，吃喝之后掏出一张发票，轻易就得以报销。

反观世界上很多治理公款吃喝取得良好成效的国家，他们在报销方面极其严格。比如，俄罗斯政府部门的财务制度卡得很严，请人吃饭报销要经过五步手续，至少三个领导签字才能顺利报销，整个过程耗时数个月。而且，对发票信息要求也非常详尽严密，吃了哪些菜，请客效果如何，都得说清楚。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建议，在“三公消费”的发票上，不仅要写单位抬头，还应注明开票人身份姓名，这样不仅可以遏制用假发票和非实报实销的情况，还可以为纪委或者审计部门核查提供方便。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吕日周则说，应当取消公务接待报销制度，实行接待和福利待遇货币化。

对公务接待的报销制度，不论是进行改革，还是彻底取消，其实都反映了制度化遏制“公款吃喝”才是根本。在中国，治理公款吃喝，制度方面还有太多可以完善的空间，如财务报销的制度关卡设定和相关审计制度的完善与执行。治理“舌尖上腐败”也只有真正实现制度化，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单士兵（媒体人）

两会前夕的调查,已清晰地提出了有关公平正义的民意诉求。期待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这些议题能真正纳入参政议政日程表,去描绘出清晰的改革路径,回应民生期待。

两会召开前夕,人民网与人民日报推出2013年两会网络调查。您的工资涨了吗?您是否支持弹性退休制?您对医改有什么期待?截至目前,参与人次已达到70余万。在今年的17个关键词中,“社会保障”“反腐倡廉”“收入分配”“住房保障”暂居前四位。

人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今,公众茶余饭后热衷谈论的话题,虽说不再只是饮食男女,但日常聚焦关注的,大多也绕不开衣食住行。

比如,今年两会前夕聚焦的热点话题中,无论是社会保障、收入分配,还是住房保障,其实都不是什么艰深宏大的词汇,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感知密切相关的课题。说白了,人们关注的,无非是辛苦挣取的财富,能不能更公平地落袋为安；“养儿防老”已成为过去时的情况下,制度保障能不能更公正地兜底养老,确保“老有所依”；房价一路狂奔之下,住房保障如何真正“大庇天下寒士”,而不是让住房福利成为少数人的盛宴。

国富民强,可以说,社会国民经济如火如荼地发展到现在,如何让公众更公平地共享国民发展的红利,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期待。就拿这次热点话题的分项调查来说,对于社会保障,网友要求废除退休“双轨制”的呼声最高,98%网民认为双轨制有悖社会公平,废除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双轨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对最低生活保障,半数以上投票网民则认为,“骗保者多,制度执行不完善”；同样,对于收入差距现状,98%的网民选择了“收入差距大,贫富分化严重”,在判断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上,“工资增长和GDP增长不同步”“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和“部分行业福利过高”,都在影响人们的公平感受。

“不患寡而患不均”,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心态。现实中不同行业、企事业单位的收入福利、权利差距,常让人深感“男怕入错行”；养老等社会保障的不公与阙如,也常让人深觉养儿难防老,老来无所依。马太效应,从最基本的收入分配、退休养老、住房教育,一直延伸到最低生活保障。前两天,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还显示,受调查的低保家庭中,6成不是贫困家庭,有近8成的贫困户没有享受低保救助。而在一些地方,连孩子入学也搞起了“拼爹”,不是按家长学历职称积分入学,就是把家长身份职业地位分等级,按等级顺序招生。不同行业、身份的差距,直接投射到了祖国未来的花朵身上,这算不算“赢者通吃”下的另一种不公?

赢者通吃,必然衍生相对剥夺感。而要抚平这种被剥夺的感受,首先当然需要用制度填补鸿沟,最起码,制度不能制造这种分裂的差距。对每个普通公众来说,公平正义其实很简单,很多时候,无非就是看一个社会能不能给它的成员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能不能让这个国家的公民,都享有政府提供的平等的福利与权利；当社会分配存在某种不公时,制度又能不能迎头赶上,补齐差距、兜底权利、确保公平。

现在,两会前夕的调查,已清晰地提出了有关公平正义的民意诉求。期待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这些议题能真正纳入参政议政日程表,去描绘出清晰的改革路径,回应民生期待。新华每日电讯

两会召开在即，全球媒体再次将目光聚焦中国，不但国内媒体全力以赴，许多境外媒体也纷纷增兵派员，赶赴北京，拉开“新闻大战”架势，多家国际传媒巨头还拿出重要版面和时段，或评论中国改革力度，或预测中国未来走势，全球新闻行业已经迅速转入了“两会行情”。

作为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今年两会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首先是换届，2987位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将行使自己的权力，选举新一任国家主席，决定新一届中央政府班子中的主要成员；其次是改革，作为执政党，中共十八大确定的改革意愿和治国方略，需要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确认后上升到国家意志，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也将在本届两会上破题，比如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将以此提高政府的执政效率和能力。

毫无疑问，随着代表结构优化，民众政治参与度提高，今年两会将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向前发展，一个活力四射的中国必将是促进世界发展繁荣的积极力量。

对外国人来说，两会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他们需要透过两会释放出来的信号，解读中国的未来。毕竟，人们普遍会对未知领域保留自己的担忧。而中国这个古老大国的复兴脚步，无疑会在未来世界发展进程中踏出坚定的足音。对各国及其人民来说，这是“福音”还是“恶声”？外界仍存种种误解和偏见，这也是导致各种版本“威胁论”的原因。

抛开意识形态的成见与偏见，外界关注的中国形象，其实是在两个向度上展现出来的。

其一，外国人“走进来”时看到的中国形象。他们到中国来旅游、投资、文化交流，首先会关心中国是不是开放，当代中国是充分对外开放的国家，中国人普遍对来华外国人十分友好，所以中国能够成功地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没有开放的氛围，这两件大事肯定办不好。其次，他们关心中国的稳定，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贸易国之一，被认为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对许多国家来说，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甚至中国自身的稳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的，正因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形势上的稳定，外国投资者才会来投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投资在未来至少不会因为政治动荡而打水漂。

今年两会，相信在开放和稳定两个方面，都会发出明确的积极信号。

其二，中国人“走出去”时呈现出的中国形象。去海外投资，去海外消费，办孔子学院，都是“走出去”，这就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到非洲修路送点“龙的礼物”，帮邻国经营港口，这都是做好事，但是偏偏就有人说是搞扩张、搞“新殖民主义”。另外，由于近来，中国和某些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各方军演频繁，国际上有一种担心，害怕中国在军事上的强大形成对东亚安全的威胁。对此，中国人只能说：一方面，国强而霸，在世界历史上确有血的教训，然而中国非但没搞过，还是受害者，中国一直强调“不称霸”，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出去”与“和平发展”并不抵牾；另一方面，中国追求的和平，不是软弱挨打和脆弱不堪的和平，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没有交易可言。

两会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情，透过会内会外，观察者们将会再次发现，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与对主权的守护，都是明确无误的。

作为观察中国式民主的一面窗口，全国两会历来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今年的两会又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是换届后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的新一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如何传好民主的接力棒，将中国式民主推向更高水平？这是人民的期待，也是时代的要求。

对每一位代表、委员来说，参加两会既是至高的荣誉，更是一场全媒体时代的“进京赶考”，考试内容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民主参与的水平，每一位代表、委员的表现都将被“放大镜”般的社会舆论记录在案、算入总分，最终成绩将由挑剔的社会公众作出考评。

将中国式民主推向更高水平，首先应该表现在会风的端正上。今年的两会，是检验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贯彻落实情况的一块试金石，代表、委员的表现至关重要。无论是新晋还是连任，无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每一位代表、委员都有责任珍惜每一次发言、表决的机会，每一个议案、提案的撰写；要关注问题，讲出真话，真正体现履行职责、参政议政的水平。要让外界看到，两会会场不是旅游观光的景点，也不是呼朋唤友的交际场，而是肩负人民重托、表达人民心声、履行人民赋予职责的神圣之地。

将中国式民主推向更高水平，还需要代表、委员在今后的日常工作中多下功夫，切实提高自身履行职责、参政议政的专业素质，推动中国式民主的点滴进步。中国式民主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全体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而自十多亿人民中产生的数千名代表、委员自然负有重大的推动之责，这种推动也更多地要从履行职责、参政议政的专业化水平去体现，这已经成为时代和人民的要求。

从另一方面看，本届两会本身也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的进步，比如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党政领导干部在代表中的比例下降，基层一线代表、委员的比例上升，等等。作为中国式民主向前迈进的感同身受者，代表、委员自当奋发有为，沉下身子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反映人民需求，用专业化履行职责、参政议政的成果推动中国式民主再上新台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新一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五年的履职之旅才刚刚起步，本届全国两会正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每一位代表、委员的表现不必有完美的期待，而应抱有足够的耐心。我们相信，未来五年新一届代表、委员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人民的重托，中国式民主也必然将有长足的进步。（作者系《半月谈内部版》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