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谈及个人所得税改革时说，下一步要对个税征收方式作调整，把分项征收改成综合所得税，简单地提高起征点并不公平，不能体现每个家庭的差异。政府部门正努力通过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来解决相关问题。

每年两会，个税总是一个热门话题。早在2004年财政部就提出，“下一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十年之后，几乎同样的表述再次出现，让人五味杂陈。尽管前途仍是光明的，但道路是不是过于曲折了点？关于综合所得税这一改革方向，相关部门曾一次又一次提起，现实却难免给人画大饼之嫌，而且一次比一次画得形象具体，今年回应百姓呼声给大饼里画点肉馅，明年结合专家意见给饼皮上画几颗芝麻，好吃看得见，但老百姓伸手一捞，却还是什么“或将”“准备”“拟实施”。想实实在在咬一口，真的好难。

而伴随着综合所得税改革停滞，关于个税起征点的争议热闹了起来。最近一次调整，起征点提到了3500元，但还是有人喊出更高的数字，仿佛来到了拍卖会。今年两会上，就有委员建议应该提到30000元。去年两会上也有委员建议再提高，国税总局相关负责人当场回应，个税起征点提高已经让纳税人从9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继续提高起征点没可能。一边喊高点、再高点，一边说不能再高了，拍卖会变成菜市场。

当然，这种博弈有其积极意义，呼吁起征点提高也是很多老百姓的心声，但税收是一项精密的制度设计，不能说高就高说低就低。此外，各种公共服务都靠税收埋单，税收缩水了，公共服务有跟着缩水的危险，这肯定不是公众希望看到的结果。

因此，与其纠结起征点高低，不如回到综合所得税的改革方向上来。当下，个税沦为“工资税”是不争的事实，而综合所得税就要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支出情况，例如教育、赡养、房贷等。同样是月入万元，单身汉可能是潇洒的高帅富，有老有小的一家之主可能仍觉得不够花。负担不同，税负不同，综合所得税强调的公平标尺让人期待。

然而，要推动这一长期停滞的改革再出发，需要啃掉的硬骨头还有很多。一方面，因为征收单位从个人变为家庭，需要考虑的收支项目也更多，征税系统可能面临调整和新增，比如大多数实行综合所得税的国家基础起征点是很低的，有的仅在人民币350元左右。这样的系统调整必然带来征收成本的升高。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养老等支出情况分散在多个系统，要实现综合征收，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统一的征信平台，这不是单凭税务部门就能做好的事情，需要国家统筹顶层设计。

与此同时，改革也必须防止滋生新的不公平。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比较多，而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相对简单，个税抵扣项目增多可能会给高收入人群避税带来便利。2011年国税总局就曾发布相关通知，要针对高收入人群加强监管股权转让、房屋转让、利息股息等收入所得。推行综合所得税改革也必须加强稽查力度，才可能实现个税“劫富济贫”的目标。

十年来，个税改革就好像国足的“打平即可出线”，总是让我们满怀期待而来，满心失望而去。今年两会又重提这一话题，仍然应该笃信“前途是光明的”。结合当下深化改革、啃硬骨头的大趋势，再加上征信平台等硬件已开始启动，公众有理由期待，打雷多年之后，个税改革也到了该下雨的时候了。

个税改革再复杂也要迈出下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可能过于简单，但这种呼声并不简单。它不仅指向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还指向了税收公平的普遍心愿。

个税起征点要不要提高，提高到三万怎么就不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直接回答说简单这样做是不公平的。这个回答肯定很多人不满意，但假如我们理解个税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而是担负着调节功能，且楼部长说对此有分项解决方案，也许大家就能心平气和一点。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谈及个人所得税改革时说，简单提高起征点的做法并不公平，不能体现每个家庭的差异。下一步要把分项征收改成综合所得税。应当说，这一表态尽管没有全然响应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但并非没有道理。

提高起征点固然会使中等收入群体直接获益，但却可能伤及税收的调节功能。直接税最能发挥调节作用，但遗憾的是目前直接税占总体税负的比例偏低。中国的直接税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负担已然过重，房产税在还没有经过“税收法定”程序的情况下目前难以扩围，从时机上看，当下再度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时机确实不成熟。

此外，仅仅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为主要诉求，有可能忽略掉降低间接税比重。事实上与个税相比，处于隐形状态中的间接税，更是不可承受之重。间接税比重过高严重扭曲了价格机制，极大提高了个人消费成本。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稳定税负，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这是基于更宏观视野的改革框架。

当然，这并不是说个税就应该成为“工薪税”。个税改革需要在整体税改的框架下，其实怎么改的思路已经十分明确，就是考虑个人、家庭的综合情况，以综合所得税弥补目前存在着的缺陷，尽量提高实质公平。因此，综合所得税能否尽快解决目前的难点，尽早推行，决定着个税改革的节奏。

目前的难点确实很多。比如，征税体系是基于分类征收的模式而设立的，国税的归国税，地税的归地税，分税制下面还有分类。推行综合所得税，需要对征税体系进行必要的优化。又如，实施综合所得税，必须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什么情况下可以免除税收，什么情况下可以抵扣税款，如何跟踪纳税人情况的变化等等。假如没有可信的征信平台，那么深层面的税收改革可能要面对更多风险，这是付不起的改革成本。

不过，个税改革再复杂也要迈出下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可能过于简单，但这种呼声并不简单。它不仅指向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还指向了税收公平的普遍心愿。

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立凡

以药养医院容易解决，取消药品加成就基本可以实现，但是要解决“以药养医生”，就要从解决医生的收入机制问题入手。

医改已经到了啃骨头的时候。其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就是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是破除“以药补医”。

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提出了要破除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理顺医药价格，将是能破除“以药补医”的重要抓手，卫计委主任李斌在新部门组建一年后，首次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说这是侧重的改革措施，因为现在医疗服务价值体系不合理，特别是医疗服务劳务技术价格偏低，造成了一些不合理的医疗行为。也许有的人会理解为通过理顺医药价格，就能破除“以药补医”，实际上是吗？

显然不是的。破除“以药养医”是各地医改的共识，“药品零差率”加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普遍采用的政策组合，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并没有降低总体医药费用。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取消药品加成不会有效果，甚至认为破除“以药养医”是个“伪命题”。出现这样的结果和认识的一个原因是就事论事，混淆了作为具体形式的“以药养医”，和作为机制的“以药养医”。前者是医院通过药品销售获得收入补偿运行成本，后者是医生和医院利用信息优势，尽可能多开药、多提供医疗服务的逐利激励，这也是各国医改面临的共同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只看表面，只看到“以药养医院”，没看到“以药养医生”。以药养医院容易解决，取消药品加成就基本可以实现，但是要解决“以药养医生”，不能仅仅从药品政策入手，也不能仅仅从医疗价格入手，而必须结合医院补偿机制、医生人事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综合改革“建机制”，尤其是要解决医生的收入机制问题。在改革实践中，按这一逻辑开展改革的地方，确实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福建省三明市，就是通过实施院长和医生的年薪制，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监督管理，破除“以药养医院”和“以药养医生”的机制。

实际上，李斌在回答记者问题时，阐述的也是这一改革逻辑。在做好宏观规划的基础上，通过理顺医药价格，增加政府投入，医院挖潜、节约成本等建立新的补偿和运行机制，通过健全医院管理制度，提高医院内部效率，但所有这些措施能取得成效都有赖于加快研究和制定适合行业特点的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

所以，调价格治标，改医生收入机制治本。

本报特约评论员 陈秋霖

医生劳动价值在就医费用里没能体现，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内在症结。与其批评医德缺陷，不如多反思医院体制的功利性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评价医改效果，社会和公众最看重什么？有三条标准可资参考：看病难、看病贵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医患紧张关系是否得到改善；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是否真正被调动起来。由此观之，我们离医改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

各种症结，集中体现在大医院。大医院检查多、处方多，看病不易、价格贵；就诊排队长、看病短，等候多、交流少，医患之间易起纷争。根据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资料，超过70%的三甲医院都发生过暴力伤医的事件。优化调整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是医改题中应有之义，医改应充分调动医生积极性。

任何改革都会牵涉改革主体的利益。两会前，我对广州市所有三甲医院进行了调查。2012年，医生账面上平均收入是41077元/年，但实际平均收入（包括劳务、各种补贴等）合计176320元；2013年，账面收入达46042元/年，实际收入提高到19万余元，比社会平均收入高2.8倍到3倍。但是，医生收入中，2012年政府支付仅占23%，2013年为24%，其余收入主要来自医院自身经营。这表明，医生收入水平相对合理而收入来源却不合理。

医生劳动价值在就医费用里没能体现，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内在症结。国际上，医生靠技术吃饭，而国内医生靠卖药、用设备等来生存，公信力自然受到质疑。因此，与其批评医德缺陷，不如多反思医院体制的功利性问题。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另一主因是欠缺沟通。医院要维持运转，必须制订多项业务指标，一个医生在半天内要看五六十个病人，客观上没法与患者多交流。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缺乏沟通就容易造成误解，医患关系怎能不紧张？数据显示，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22.9%。

不合理的收入来源，比如药费差价、分解麻醉手术程序等，正是医改的对象。而这些改革不能离开医生这个主体，抛开医生搞医改必定难以行之久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但目前医生总收入中财政支持不到1/4，公益性没有很好体现，也就难以做到医药分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投入。从2005年到2012年，我国财政对健康事业的投入虽然有较大增加，但还明显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城镇居民医保经费是提高公益性、推动医改的重要抓手，这笔经费需要充分利用。以广州为例，2013年医保结余资金78亿元、累计结余资金480亿元。2012年我国城镇医保累计结余资金高达7644亿元，比当年的城镇医保总收入6939亿元还要多出705亿元，累计结余率110%。如果能更有效使用结余资金，就能更好地提高公立医院公益性。

政府工作报告为医改中存在的困惑和问题指出了方向。凝心聚力在增强公益性上多做文章，我们一定能早日“以中国的方式解决医改这个世界难题”。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报记者邓圩整理）

代表委员在庙堂之上“以嘴议政”，在会外就需要“以脚议政”，这体现在用脚去思考、用脚去调研，还体现在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骑车是最环保、最节约的出行方式，在我任期内都会骑车来。”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吴碧霞骑车15分钟，来到北京市会议中心报到，希望用行动吸引公众关注，加速大气污染治理的进程。

吴碧霞去年也是骑自行车参加两会的。不仅两会时间骑，平时上班也这样，骑车出行已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据她透露，从她家到中央音乐学院大约6公里，骑车约40分钟，只要天气晴好、时间充裕，就会骑车上班。

骑车还是开车，因人而异，关乎公民自由，不应道德绑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骑车者比开车者拥有道德优势。但在“空气污染是目前最大的民生问题”的当下，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吴碧霞希望用行动引起关注以加速治理空气污染，体现了一名代表的用心与担当。而公众对她这一个人选择也多给予了激赏，恰也说明绿色出行不乏民意基础，而公民对代表委员的绿色出行更有一种期待。

别小看骑车赴会的意义，也别忽略驾大排量车出行的“风险”。前不久北京市人大代表、房地产商潘石屹被网友“围殴”，就是因为网友发现，这位经常在微博上表达厌恶PM2.5、公开呼吁治理雾霾、被网友称作“环保卫士”的公众人物，开的汽车竟是5.7L大排量日本丰田SUV，于是揶揄这是边呼吁治理雾霾边“贡献”雾霾。

如果说代表委员在庙堂之上“以嘴议政”，那么在会外就需要“以脚议政”，这既体现在用脚思考、用脚调研，还体现在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代表委员说什么，大家在听；代表委员做什么，大家在看。代表委员倡导什么，就应该先做到什么；不喜什么，就应该先不做什么。代表委员人人以身作则，民众便会见贤思齐。

“十面霾伏”，心肺之患，空气污染已是人民公敌。我们每每谈及雾霾，胸中怨气，不吐不快；坐议立谈，滔滔不绝，然而愿不愿少开一次车、少制造一点垃圾、少燃放一次烟花？言行之间，行胜于言，在抗霾的漫长征途中，我们“同呼吸，共奋斗”，早已结成命运共同体，一万次吐槽不如一次行动。环保，并不是苛求人人都骑自行车，每个人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但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从细节入手，从简单小事做起，我们的环境才能得到改善。

治理雾霾如此，抓其他工作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不要在层层表态、层层开会、层层造声势上做文章，而要在层层抓落实、层层抓解决问题上下功夫。目标确定了，任务明确了，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而不能抓一阵子松一阵子，热一阵子冷一阵子。“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不倦于行进，不惰于努力，再难的事也会有办法。

“两会”的很多话题是对近期热点话题的延伸。最近讨论得很热的一个话题，是公务员要不要涨工资，自然，它也成为了不少代表委员的议题。

过去的几天里，已经有多名代表委员就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工资多年未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提出应大幅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的委员何香久，更因为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漏掉“基层”二字，引来网友的一片“挞伐”。

何香久的观点算不上新颖，赞同的人也不少。对比“两会”前的相关报道，它们甚至没有太多信息增量。也就是说，这好像就是同一个问题，看看代表委员怎么说。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我看不是。

如果只是将某个话题挪进“两会”，公务员工资固然不是新话题，但放在“两会”的背景去看，我们其实并不能仅以公务员工资这一面去看。放开视野，这个话题可以有更多的维度。

例如，政协社法委主任孟学龙指出，不赞成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要依法进行调整，老百姓才能接受。它作为一个鲜有的“反对”之声存在，却切中了背后的一个核心问题——公平。

本质上，涨工资是一个制度问题。对于认为工资过低的基层公务员来说，它是制度合不合理的问题；对于认为公务员隐性福利过多的民众来说，它是制度公不公平的问题。很多时候，各方总是站在制度的某一面谈这个问题，指责对方那一面的弊端。我以为，放在“两会”来谈这个问题，就是要话题越谈越窄的偏狭。

进一步来看，只是谈公务员工资，这个话题大可不必进入“两会”。因为它只关乎一个群体，并且对于大众来说，还是个有点“特殊”的群体。越走越窄地谈，会让人觉得它是一个群体在为自己说话，即使初衷未必如此，但是谈收入，谈制度公平，谈怎么让大家都从公平和发展中受益，可以聊的范围就很广了。事实上，公务员工资能够激起社会上如此强烈而持续的反响，很大程度上正因于此。

“两会”有没有相关议题呢？有的。比如多个代表委员有关个税起征点的提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接受采访时即表示，简单地提高起征点的做法并不公平，不能体现每个家庭的差异。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收入，也关系到了公平。另外，作为一个“反例”，中国中铁副总工王梦恕就高铁票价的回应，所谓票价“高”是因为工资低，所以要求把工资提起来，不能照顾落后的，虽然直白有争议，却也在直指收入问题。同时，也可以从这些回应信息里看到，作为与民众幸福高度相关的问题，收入问题是一个系统而全面的问题，需要统筹部署，全面推进和改善。我们在“两会”中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打通议题与议题间的经脉，找到他们共通且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如是，方能促进议题落地。

今年的全国“两会”中，雾霾备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团连问环境问题：“珠三角现在PM2.5是多少”、“东江的水质怎么样”。雾霾治理更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报告指出：“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环境保护是历年“两会”必谈话题，但今年环保话题有所不同，就是突出了雾霾治理的特殊性、紧迫性。如果说环境治理是长期性努力，那么雾霾就是把长期问题给拉近，正如报告所说的，“红灯”已经开始闪了。如今，雾霾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说明重视级别空前提升。抓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等，关停多少淘汰锅炉，改造多少燃煤电厂，现在有实实在在的方案，数字、目标清清楚楚。

就在上个月，全国大范围出现雾霾覆盖，据环保部数据，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都出现雾霾，波及面积约143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这种大范围覆盖，已经是第二次出现，雾霾的“突袭”不再局限于一城一池，而是全国性的。雾霾治理，我们有长远规划，国家层面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地方层面也有各种应对，但即时性的方案一直欠缺，直到政府工作报告为止。问题迫在眉睫，国家应对必须全面升级。

可以预见，今后政府工作报告可能将延续这一做法，为雾霾治理开辟专章，而今后的“两会”将延续雾霾的讨论。政府报告部署今年的治理行动，提出今年的目标，而来年怎么弄、有什么目标，应当会有进一步的推进。从这一刻起，雾霾治理被纳入政府的年度计划，而不是仅仅当做长期规划。

雾霾是环境问题，正如养老保障是社会治理问题，房价是市场问题，但当人民群众的关心达到一定程度，触及的利益面一旦广大，以至于政府必须作为重要议题纳入决策议程之中，那么，这些都将成为政治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对待，相应的政府行动就不是按部就班，而是全力以赴，正如近十年来的房价治理，其实超出了经济的范畴。作为政治手段，它解决的不是常规事务性议题，而是那些潜藏着国家、社会巨大风险的焦点问题。雾霾现在甚至不是潜藏的风险，它的危险性就在眼前。

近十年来，房价几乎一直是“两会”话题榜前列，房价治理以民生保障工程对待，绝不仅仅是一个市场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未提房地产调控，也首次写入雾霾治理，两者虽然没有因果关系，但似乎可以看到“两会”核心议题的转变。形象地说，也许雾霾将是下一个十年的“房价”。房价好歹还有受益群体，而雾霾连受益者都没有，每一个人都在深受其害。看不到蓝天，呼吸不到正常的空气，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如果说房价治理考验智慧、手段，那么雾霾治理更是考验决心，考验力度。雾霾治理固然复杂，但承载的社情民意更加沉重，这赋予政府沉甸甸的责任。

正如报告所说的：“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把雾霾治理当政治问题对待，政府需要全力以赴，就是要拿出搞经济发展的热情，拿出宣战一样的态度。

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后，“使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基本养老保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黑水乡新群村村民的耳朵里。

村里的全国人大代表、59岁的果农张国英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乡下的老人都一个劲儿说政策好。”

她说，村里有些老人“赶场”（即赶集）的时候，顺路进了以往舍不得进的小饭馆，美美地吃了顿中午饭。“公平”这两个字，让大家都很高兴。

一年之前，李克强首次以国务院总理身份会见中外记者，被问及施政目标时，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绘改善民生、促进公平的理念。

一年之后，翻开本届政府首份工作报告的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读出了其中的努力。

民政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委员李学举对记者提起了两会前夕颁布的“托底线、救急难”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他说：“我认为救助体系已经建立，整个制度建设越来越完善，救助的事项也越来越好。”

从山东来北京当了20多年保安的全国人大代表朱良玉，梦想能够“家庭化迁移”，通过自己的努力真正融入城市，分享改革红利。他认为，这是占全国总人口近五分之一的农民工的梦想。

这一年来，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的那样，户籍制度改革、城市落户放开的消息不绝于耳。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认为，市场经济把户籍制度推到了这一步，这是改革开放一个“实打实的成绩”。

“人们要的是一个平等的待遇，如果暂时做不到，至少要给一个平等的机会。”侯欣一说，养老也好，教育也罢，一个国家的“国民待遇”应是全国统一的，不该存在省际、市际的藩篱，这是国家应该努力的方向。

朱良玉眼前的梦想是，他的孩子正读初中，等到考大学时，希望教育制度已经改到那一步，让孩子不必回到原籍参加高考。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数字是，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上一年增长8.5％，而且承诺，下一年再增长10%以上。

就在前些年的两会上，重点大学里农村生源减少还是政协教育界别委员们担心的问题之一。

今天，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钟秉林对记者说，增加10%意味着至少会增加两万人，这体现了推进教育公平的努力。

“我想强调的是，农村孩子同样有享受好的教育的权利。很多农村孩子，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的孩子，不是他们不聪明、不努力，而是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的限制，使得他们上重点大学受影响。”钟秉林说。

张国英代表每天都能直接地感受到农村孩子跟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说，村里娃娃上学时，要先把一个空背篼背到地头，然后再去学校，下课后到地里背一篼地瓜藤回家喂猪，“太苦了！”

而城里的父母正在孩子的“起跑线”上战斗。用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的话来说，以前竞争发生在高三，后来是“小升初”，目前到了学前阶段。如果教育不均衡的状况延续，“我很大胆地预言，下一步是胎教竞争”。

葛剑雄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国家怎么着眼于全体青年，为他们每个人都提供一个平等的、体面的出路。“国家要考虑，怎么样把固化的阶层打开。”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也提醒过，教育制度要加快改革，避免出现“职业世袭化”状态，“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

张国英代表今年打算向全国人大提交在农村修公路的建议，她觉得泥巴路变成公路，有助于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

而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高宏峰从政府工作报告里挑出一个数字，“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他给记者解读：这也是为了社会公平，让农民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

在两会会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就包括，政府如何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今年，高宏峰写了一份提案，希望国家把对邮政的支持政策扩展到从草根起家的快递业。他说，很多城市不允许货车进入，为了规避这类要求，民营快递公司只能把客车的座椅拆掉，用来拉货，而邮政的绿皮车就畅通无阻。为什么不放开呢？

李克强总理去年的话言犹在耳：“我们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背景，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不论是怎样的财富创造者，是国企、民企还是个体经营者，只要靠诚信公平竞争，都可以获得应有的收获。”

全国政协委员、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对记者说：“毫无疑问，要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国有和民营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充分合作。”当着众多记者的面，这位央企负责人承诺，中石油要在一些项目上引入民营资本。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说，不同国家、社会有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不公，推动社会公平是一个目标，不管有多难，都要往前推。

某种程度上，推进社会公平，需要每个人发力。周洪宇记得，几年以前，汉阳一所中学打算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招生，该校生源主要为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当时，普通市民对外来打工者怀着“市民与农民的隔阂”，很多家长并不欢迎这些学生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就读。经过一番协调，他们终于同意，但是要求对这些孩子单独编班。今天，那带着特定标签的“单独编班”已经走入历史。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从“发展”“改革”中感受中国自信

——聚焦百姓关注的两会热点话题之四

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任内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在近1.7万字的篇幅中，“发展”一词共出现119次，“经济”81次，“改革”77次，这些高频词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有舆论对此进行解读，认为这些高频词体现了中国政府发展经济、推进改革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新一届政府“民之所望施之所向”的执政理念。应该说解读科学、合理，也很到位。不过意义显然不止于此，透过这些高频词，我们还能感受到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信心和自信。

去年两会后，国际舆论中唱衰或不看好中国的论调并不少，国内也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表示担忧。事实求是地看，当时国内外环境的确错综复杂，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出口大幅波动，经济持续下行，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一度异常升高，国内外呼吁中国政府放松信贷刺激经济增长的声音很多。

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宏观调控抉择两难的情况下，毅然坚持从深处着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根本之策，通过取消下放行政审批、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实施“营改增”试点减轻企业负担等系列举措，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年工作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是非经过不知难。2013年这份成绩的得来其实并不容易。这种不易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不是像美、日等一些经济体通过放松银根换来的，而是通过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实现的。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增长的质量效益，也为下一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其中更体现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创新宏观调控的定力、智慧和魄力，充分证明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最大红利，增强了中国发展的信心。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段高速增长期。过去一年的成功经验足以表明，今天中国通过“涉险摊”、“啃硬骨头”，下定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力促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依然十分广阔，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再次迎来一段较为长远的合理增长期。

对于李克强总理的报告，德国《法兰克福汇报》5日评论道，“世界期待中国”。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地区负责人也如此评说，“这次会议的期望很高”。世界从报告中、从“发展”“改革”“经济”这些高频词中，其实已读出了中国的自信。

如果说上一轮改革，为中国带来了30多年的繁荣发展，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那么，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国际舞台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影响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关键。

当前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经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要打持久战，加强区域防治协作。这其中，加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推进重点行业综合整治、加大监督执法力度等，哪一项都要求各级政府下决心、保落实。在事关百姓切身利益面前，地方利益、部门利益都必须割舍。

从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四风”，到禁止公款送月饼送节礼、禁止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卡、禁止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中央抓作风建设的每一次部署，都体现了“点面合一”，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一项一项来抓、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来破。这次全国两会的清新会风，也可以看作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向人民的一次集体汇报。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去年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此外，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般性支出压减5%。（3月6日新华网）

中央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为政府省下了真金白银，是实实在在的好事。一者，公共财政来源于纳税人，这体现了对纳税人血汗钱的尊重；二者，降低“三公”经费，能够为政府赢得公信力；三者，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把省下来的钱用到民生领域，让老百姓能得到更多实惠；四者，这也是在保护官员，有的“三公”问题也涉及贪污腐败问题。

但是，“三公”经费减少35%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事实上，“三公”经费的降低难有“终点”可言。至少，我们还会有这样的期待：单纯从数值上讲，这个35%断然不是触底的数字，就在“八项规定”实施之后，媒体报道出官员出入高档酒店进行消费的情况仍然不在少数。而纪检部门通过明查暗访，也曝光了许多涉及“三公”消费的问题。那么，2014年的“三公”消费降幅，公众仍然有所期待。

从范围上讲，这仅是中央机关的数字，对比而言，省级政府就逊色了许多，只有26%，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还有潜力可挖？另外，基层百姓更期待，从他们的镇政府、县政府到市政府，这些地方政府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在“三公”的花销方面向中央政府减少的35%看齐。挖潜节约“三公”消费，不仅仅要体现在数字上，更要体现在制度监督上。中央各机关要把“三公”消费的账目列得更加明白、细致，更加通俗易懂，而没有做到“三公”消费公开的一定要尽快公开，拒绝公开的，要加大问责力度。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对此，一些代表委员追问：假设一个月22个工作日，2000多元补贴相当于每天100元，难道公务员需要整天在外面跑？此外，如果公车拍卖不够公开透明，或将导致国有资产贱卖流失。

挂了20多年空挡的公车改革，不仅是“群众最期盼的改革领域”，也是“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改革环节”，理当成为最先被啃的“硬骨头”之一。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启动了地方性的车改，公开的官方数据也都宣称节省了不少财政资金，或多或少都看到了一些改革效果。问题只是，大多数的公车改革，因为是“自己割自己的肉”，所以都改得不是很彻底，不仅保留专车范围没被依法提升到省部级，高额的车补和混乱的拍卖，更加饱受质疑。

高额车补之于公车改革，本质上是一种“赎买”，就是说：不给你专车坐了，但是给你发钱，咱们交换。明明就是不合理的东西，因为高额车补的赎买，反显得被取消公车的公务员是改革的牺牲者，这显然有点颠倒黑白。也正因为如此，公众往往对用高额车补交换来的公车改革颇有微词，远高于当地平均工资且严格按照等级发放的高额车补，事实上成了一种“级别工资”——本来只能公车私用，现在还能把钱装进口袋，谁说不是“创薪”呢？

另外，公车拍卖的混乱同样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预料不到，也不是杜绝不了，说白了就是利益交换，一边是无人疼爱的国有资产，另一边是赤裸裸的内部利益与关系户，公车被贱卖因此成为大概率事件。可不可以委托社会化的拍卖机构公开拍卖呢？可不可以实行网上公开竞价拍卖呢？可不可以规定内部人士不得参与呢？规范公车拍卖办法很多，关键还是有人想要从中谋取利益。

其实，高额车补成为“级别工资”的问题，同样不缺乏制度的手段和技术的手段来解决。比如说，车补一律不得发放现金，只能以公务卡的形式使用；根据岗位性质而不是官位级别设置每月最高限额，但是没有使用完的一律退回财政，不得作为个人福利；最关键的是，每次使用公务卡付费乘车都要留下详细使用记录，上车时刷卡下车付费时再刷卡，留下包括起止地点和乘车时间在内的使用痕迹。

以现在的网络金融技术手段，让每次公务乘车都透明公开，将不合理的公务乘车甄别出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搞这样严格的监管？还是，容许高额车补事实上成为一种新增福利？“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些描述改革决心的关键词，具体到公车改革，最核心的就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公车改革只要能够“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是奔着官员私利而是奔着公共利益而去，就不怕没有好的制度设计和好的技术手段。高额车补也好，拍卖假拍也罢，说到底都是改革不彻底和改革变味的表现，而不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舒圣祥（湖南 职员）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思维”之二

恩格斯有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时代的“本领恐慌”，首先就是“哲学的贫困”。

一方面是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一方面是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和经济效益持续提高，一方面是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依然较多。一方面是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一方面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依然严重……

翻开政府工作报告，一幅稳中有进、进中有忧的图景，尽显今日中国错综复杂的发展局面；审视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令人既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期待，也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焦灼。正如一些代表委员的感言，改革越是往前走，就越充满信心，也越要多加小心。

这确乎是观察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窗口。今日中国大地，既浮现出新一轮改革浪潮的磅礴之势，也存在种种成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对领导干部来说，不论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纷繁复杂中抓关键，或者是顺势而为促改革，都需要学好辩证法、用好辩证法。惟其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会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即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

“天下之理，有张必有翕，有强必有弱，有兴必有废，有与必有取”，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今，情况千变万化，问题层出不穷，舆论众声喧哗，这是深化改革面临的现实基本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处理好改革过程中各种重大关系，这些充满辩证法的论述，无疑是当代中国攻坚克难的科学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只有一分为二看问题、多个角度想事情，才能避免“盲人摸象”，读懂复杂中国，把握改革大势。

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改革，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千头万绪，需要提纲挈领；千军万马，需定主攻方向。坚持辩证思维，既要看到“两点”，更应看到“重点”。问题矛盾扑面而来，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分清大小难易、明确轻重缓急、摸清内在规律，才能牵得住“牛鼻子”、找得准突破口。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改革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立足于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这一年多来，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改革棋局得以一子落而满盘活；以简政放权作为“马前卒”，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探索不断深化；以作风建设为着力点，党风政风不断呈现新气象。

恩格斯有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现实中，一些人眼里只有成绩而无问题，自以为天下无事，结果积弊丛生；一些人掉入问题陷阱看不到出路，为悲观消极的情绪所左右，结果无所作为；还有人摸不准方向、抓不到点上，患上了刚愎自用的盲动症，结果事与愿违。这种种情形，恰是缺乏辩证思维的表现。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领导干部来说，肩负艰巨的改革使命，如果缺乏辩证法等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就难以破解难题、应对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时代的“本领恐慌”，首先就是“哲学的贫困”。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好传统。然而这些年来，一些干部陷于事务主义，不会“踱方步”“弹钢琴”；精于官场“关系学”，不懂改革辩证法。理论的学习放松了，思想的磨练懈怠了，这实在是舍本逐末、事倍功半。没有过硬的理论功底、没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何以啃硬骨头、涉险滩？不愿花时间改进提高领导方法和艺术，又何以将改革大业推向前进？

胸中有丘壑，凿石堆山河。共和国60多年的风雨历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奇迹，诠释了“照辩证法办事”的历史伟力。“磨刀不误砍柴工”，改革任务越是繁重，越需要我们自觉以辩证思维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治理能力，越需要我们用好辩证思维这个法宝，用思想力量催动改革的步伐，以科学方法善作善成。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这表明全国统一的公车改革即将启动，今后一般公务用车将取消。结合部分地区车改后出现的新情况，部分代表委员对未来展开的公车改革纷纷建言。有代表认为，取消公车发放车补，无疑是一大创新，但车补过高，难免被质疑为“创薪”。

挂了20多年空挡的公车改革，不仅是“群众最期盼的改革领域”，也是“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改革环节”，理当成为最先被啃的“硬骨头”之一。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启动了地方性的车改，公开的官方数据也都宣称节省了不少财政资金。问题只是，大多数的公车改革，因为是“自己割自己的肉”，所以都改得不彻底，不仅保留专车范围没被依法提升到省部级，高额的车补和混乱的拍卖，更加饱受质疑。

高额车补之于公车改革，本质上是一种“赎买”，就是说：不给你专车坐了，但是给你发钱，咱们交换。明明就是不合理的东西，因为高额车补的赎买，反显得被取消公车的公务员是改革的牺牲者，这显然有点颠倒黑白。也正因为如此，公众往往对用高额车补交换来的公车改革颇有微词，远高于当地平均工资且严格按照等级发放的高额车补，事实上成了一种“级别工资”——本来只能公车私用，现在还能把钱装进口袋，谁说不是“创薪”呢？另外，公车拍卖的混乱同样是个大问题，说白了就是利益交换，一边是无人疼爱的国有资产，另一边是赤裸裸的内部利益与关系户，公车被贱卖多有发生。如果照此下去，不过是“左手换右手”式的改革。

以现在的网络金融技术手段，让每次公务乘车都透明公开，将不合理的公务乘车甄别出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搞这样严格的监管？还是容许高额车补事实上成为一种新增福利？公车改革只要能够“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是奔着官员私利而是奔着公共利益而去，就不怕没有好的制度设计和好的技术手段。高额车补也好，拍卖假拍也罢，说到底都是改革不彻底和改革变味的表现，而不是改革的难点所在。

舒圣祥（湖南 媒体人）

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昨天的日程安排主要是小组讨论，委员们各抒己见，给政府工作报告提建议。其间，被不少记者见缝插针地从会场拉出来接受采访。

最大的感触，就是新闻记者的提问很接地气，不少问题直接来自网络上一些网友的疑问，这些关注点与改革很好地上下互动。

我大致划分了一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改革信心的问题，大家对未来的前景比较关注，“增速预期目标7.5%”到底是高还是低；第二类是改革动力的问题，行政体制改革到底会走向何方，不少人对政府部门主导的“自我改革”还是非常关注的；第三类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继承权”，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界定，比方说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到底是物权还是债权？农村土地能不能由市场来决定？等等。

我认为参加小组讨论和接受媒体采访并不矛盾，新闻记者的眼光很敏锐，他们提出的不少问题都可以和政府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有助于更好的参政议政，而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好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所以，在昨天发言时，我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消费潜力和改革红利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我提出重点处理好四组关系：一是投资转型与改革，二是国有资本转型与改革，三是市场监管与改革，四是城镇化转型与改革。

比如，处理市场监管与改革的关系，必须推进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变。从实践看，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合为一体的体制不改变，市场监管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和“市场”密不可分，长远来看，“市场决定”将伴随一场更深刻的思想解放。

朱恒顺 

全国人大内司委内务室

“这是一次难得的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我们遇到问题和民众诉求的机会，所以我就不再汇报工作情况，直奔主题提意见和建议了”。昨天上午，一位地级市市长面对参加代表团审议的中央领导，没有做任何工作汇报，直接反映了当地工作中遇到的需要中央部门关注和帮助协调解决的四个问题。

同一场审议活动中，该省所在省会市市长发言时，附带谈了一些工作情况，很快也被主持人婉转地打断。而昨天下午另一个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的8位代表全部都是直奔主题，对有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次会议上，各代表团审议过程中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就是，仅仅表示“完全赞同”和汇报本地区本单位工作情况的发言大为减少，直接提出意见和建议，直接反映选区民众诉求的发言大幅增加，会议的效率和质量因此也有了不小的改善。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是一个集中汇聚民意、凝聚民智的舞台，也是一个中央领导、中央各部门集中、主动听取民意、“接地气”的重要时机。

因此，每一位代表确实都应当珍惜这样一个直接传递民意、为民代言的机会，把提出问题和建议、反映民众诉求作为会议发言、提出议案建议的最重要内容，而简单地“点赞”最好能够避免，汇报工作则完全可以另找机会，否则，就可能会辜负了人民的期待，也背离了“审议报告”的本意。

当然，要想做到直奔主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代表在会前做好做足“功夫课”，没有会前深入地调查研究，没有广泛地征求意见，甚至没有科学缜密地论证，是难以提出有分量的意见建议的，反映的群众诉求本身根本不能“接地气”，这样的发言还不如不发，建议还不如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