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两会期间，平时很少见到的部长们在这十几天里密集面对媒体和公众，提供了大量信息和观点。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5位正部级官员和几十位其他级别的官员通过在各种场合接受记者采访，发表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回应民生热点和百姓关切，同时还举行了10场左右的新闻发布会。很多记者感慨，有些部长一年当中面对媒体的次数也没有这十几天多。

信息公开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披露信息，二是政策解读。在网络化全媒体时代，这样的披露和解读万不可少。有人说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网上发布解决，这是不对的。国务院多次强调信息公开，2014年又就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机制提出要求，再一次明确了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应该在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两个层面推进。两会让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层面的推进，得到了人民广泛认可。希望这样的表态不仅仅是在两会记者录音笔和摄像机的盯梢下，而要放到一年的时间里。

披露信息，这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基本要求。在披露信息过程中，既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的原则，还要坚持同步部署、善用媒体的原则。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披露信息不能做到与工作同步进行，也不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更新不够及时，可读性、通俗性有待加强等等。

如果说信息披露难，政策解读就更难，难就难在有些官员思想观念陈旧。总有人认为，讲话下发了、文件印制了、工作会也开了，还有什么必要面对公众和媒体再说话。这种认识十分浅薄和有害，要知道讲话、文件和会议都是内部的工作，媒体和公众很难了解，更难理解这些内容，包括这些内容产生的背景、需要解释的重点难点等。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国务院才明确要求信息公开不仅包括披露信息，还包括政策解读。今年两会上部长们的发言内容从国内政策到国际问题，从内事到外交直至国防。短短十几天，通过部长们的解读，人们真的好像上了一堂堂形势教育课。课的内容那样鲜活生动，课的形式有问有答，部长们不时抛出流行语、网络词或开个小玩笑，帮助公众理解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公众与政府的沟通与理解。

我心底常有这样的感受，这十几天的部长们和官员多可爱啊。这样生动有效的形式为什么不能更多地放在平时、放在每一项重大政策出台前后呢？披露信息和解读政策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但却不断被人提起。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工作离目标还有相当距离，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方面工作缺乏刚性要求和硬性规定，也没有将其列入政绩考核的一项内容。为此，我希望，今年两会闭幕，信息公开不要谢幕。▲(作者是语文出版社社长)

今天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充盈着极接地气的提问，各种细节，各种个性。

您是否网购过？最近网购过什么？总理您去年说壮士断腕，是不是很疼啊？您有啥读书感受啊？

猜想中外记者已熟识了这位总理的出牌“套路”——从草根阶层走来、有丰富基层经历和调研见闻，对“个性”问题有问必答。16+1个问题，几乎将中国面对的挑战、改革难点、国际热点一网打尽。

和去年记者会一样，李克强的回答，有两个特点极为相似。

一是民生情怀，这份情怀是有故事有画面感的。去年他提及北方老百姓穿着棉衣睡觉、几百人一个旱厕，以及毫无希望和生气的“零就业”家庭，这是他的心头之痛。今年，他继续为记者们讲述在西部的亲眼目睹：一个四面透风的板房中母子相依，四十多岁的儿子因贫困说不上媳妇；另一个家庭儿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女儿却要早早出门打工为哥哥赚学费。总理看了很沉重很痛心。他特别谈到人均GDP北上广与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差距：15000美元：3000美元，甚至提到一个沉痛的数字，按国际标准，中国还有2亿贫困人口。实际上，政府的不少决策，和这些故事这些画面息息相关——用他的表述，就是“穿鞋要合脚，施政要利民惠民”，包括提及经济放缓要有合理空间，要兼顾就业、创业和消费的多样性。

二是自我削权，坚决捆住政府不该乱伸的手。去年他说，“改革会触动利益、会动‘奶酪’，你放权，有些人的权就少了。放宽市场准入，增强市场竞争力，现有的一些企业就会感到压力。但是为了释放改革红利，尤其是让广大人民受惠，我们义无反顾。”今年，李克强继续坚定不移，不断强调：“简政放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疼痛还会蔓延”，“ 忍痛也得下刀”——很明显，这依然是他和他的团队面临的最集中的改革痛点和难点。

对照去年和今年的总理记者会，也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去年是直面难点，开局落子；今年则是大局初定，成竹在胸。

比如，他在谈及网络购物时，称“要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实现经济起飞”；谈及经济下行压力，他说“我们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会保持经济放缓合理空间；回应金融风险时，笑谈“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关于平衡稳增长和调结构，他表示要“在中高速增长过程中实现中高端”；特别是对政府自我削权，从提前实现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的承诺后，继续“放大招”立军令状：今年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全面实施责任清单，权力清单；探索事中事后监管新模式。

这份信心，来源于上一年的施政实绩与改革胜果，也来源于日渐明晰的施政逻辑：缓解眼下的经济难题，不走从前那种“短期强刺激”的老路，而是着眼长远。李克强熟知当代中国改革史：从前用包产到户解决了粮食和农业难题，用不给农民工进城设障来催生中国经济奇迹。而今他要做的，就是彻底解开绑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手脚的行政束缚，给中国改革继续深化的庞大空间，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二次腾飞的强大动力。

这里有几层递进关系。第一层，是纾解眼下面临的经济难题，“高手在民间”，人民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政府摒弃杀鸡取卵的急功近利，而是让如淘宝村那样的市场细胞活跃起来，让百姓的创新潜能释放出来，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第二层，是跳过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之后，很多国家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如权力腐败、阶层固化、环境污染等集中爆发，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李克强一年多前在谈及政府和市场关系时说，不能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闲不住的手”，政府“清障搭台”，百姓万马奔腾，才能“搭”出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坚强跳板，打破阶层固化，实现他在记者会上的表述，“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上升通道”，“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第三层意义，是用自我削权，缩小甚至斩断贪官污吏的寻租空间，这是眼下百姓关注的强力反腐狠招之后，次第安排的制度反腐后手棋，扎紧制度的篱笆，才能让中国官场彻底走出腐败的泥沼。

希望通过忍痛改革，将总理的信心传递到市场、到民间、到中国大众之中，则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实现有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让百姓有充分的获得感、幸福感。

　　CFP供图

1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记者关于简政放权改革的问题时表示，改革确实很疼，而且在加深，面还会扩大。因为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一直念兹在兹、全力推进的大事，两年内完成了当初提出“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简政放权，只争朝夕，用“壮士断腕”来形容并不过分。

广州在简政放权上当仁不让，一马当先。2014年8月4日，“广州市下放各区实施的具体事项目录”将25项原来由市级批准的事权下放到区级管理。去年，广州动态调整99项行政审批、备案事项，公布10个部门权责清单，推进居民办证制度改革，95.7%的行政审批事项可网上办理，再次见证广州简政放权的执行力。在今年1月召开的市委十届六次全会上，市委书记任学锋提出，“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市场秩序。推进简政放权，实施财政体制改革，促进市区两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可以预见，随着广东自贸区建设的推进，广州在简政放权上无疑将快马加鞭，继续领跑。

简政放权，要放多少才合适，没有一个客观的、具体的标准，以下放权力的数量来评价简政“含金量”也未必准确，或许那些“压箱底”的才是真正“好货”，但有一个主观的、终极的标准，那就是群众的满意度。说到底，简政放权就是一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再分配过程，简了多少政，放了多少权，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放得够不够，效果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因此，群众满意度应成为各级政府简政放权的依归。

应该说，对简政放权过程出现的“中梗阻”，群众是不满意的。顶层简政放权决心很大，力度不小，部分地区和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却“挑肥拣瘦”，有利就执行，无利不落实，以致出现“上焦、中温、下凉”的怪现象，让简政放权效果大打折扣。对“放小权、抓大权”，群众是不满意的。放的是“边角料”，抓的是“紧俏货”，看上去下放了不少，实际作用却不大，也难以让群众点赞。对简政放权没有一放到底，被“红顶中介”截留接盘，群众是不满意的。具有官方色彩或背景的中介机构——“二政府”审批，未必比原来的行政机关审批更公平。对某些行政人员在简政放权之后当甩手掌柜，不作为，群众是不满意的。

在操作层面，以群众满意为依归的简政放权，事前要问需于民——哪些行政审批事项对市场作用弊大于利，且由市场机制可以自行解决，应该取消；哪些行政管理约束社会活力，放手给社会组织更合理、更高效，可以放手。从民意调查入手，列出负面清单，认准目标推进，简政放权方能更有成效。事后要问效于民——简政放权效果如何，群众是否满意，能打多少分？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此时，“客户体验”帮助方案优化，提升服务品质。“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在此过程中，用效果说话，让群众评判，应成简政放权新常态。

【当“群众”与“获得感”联结在了一起，当“权力”与“不可任性”形成固定搭配，折射出的，是对人民群众关切、期盼的重视，是对执政者监督、约束的强化】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一些引来广泛共鸣的“热句”，承载着公众的期盼、凝聚着社会的共识，让人感受到中国发展的潮涌脉动。

两会前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请代表审议时，“有权不可任性”的表述赢得高分贝掌声。代表委员们共商国是、建言献策，往往能让人感受到这两个“热句”的情感与温度。

越关注群众“获得感”，参政议政就越有针对性。改革工资制度、下调社保费率、保障教育公平……一个个民生热点，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延迟退休、提高养老金、税收法定……一系列民生政策，在讨论互动中形成共识。以切身利益的保障，以公平正义的实现，以环境质量的改善，以政风社风的净化，让公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两会本身就开得很有“获得感”。

而“任性”一词以网络流行语身份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政治话语，也折射着对于治理方式、执政之道的思考。今年两会，一个重要议程就是立法法的修订。这部“管法的法”与时俱进，那些想“任性”的权力之手必将被更有力地束缚住。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语境下，要想有效削减权力任性的空间，关键还是得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领导干部惟有更加敬畏权力、强化自我规约，“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才能自觉做到不任性，并通过扎扎实实的务实举措，让群众积淀更多的获得感。

当“群众”与“获得感”联结在了一起，当“权力”与“不可任性”形成固定搭配，折射出的，是对人民群众关切、期盼的重视，是对执政者监督、约束的强化。一言以蔽之，是对“权利”与“权力”关系问题的回答。事实上，更加注重百姓感受、更加规约官员权力，也正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传递出的鲜明执政理念。

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六次下团组参加审议，把脉问题、聚焦发展，为工作拎出主线、划定重点。从“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到“扶贫先扶智，绝不能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坚决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再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谈扶贫、话“三农”、讲教育、促环保，着眼的是全面小康、深化改革，关注的正是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而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每一位领导干部、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增强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宣示“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强调“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重法治、抓作风、建制度，着眼的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关注的正是管住随时可能任性的权力。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十三五”规划酝酿之年的角度来观照，我们就更能理解这样的“两会好声音”。

两会圆满落幕，疾驰的中国号列车已驶入崭新历史区间。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两会播下的种子，孕育着累累硕果。而两会的“热句”，已经形成春天的交响，让人听见更美好的未来一步步走近的声音。

【如何让法律真正有效地体现公意，凝聚良好的公平正义价值，并通过执法和司法实现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善治，是新时期立法秩序战略调整的关键】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部实施了15年的“诸法之法”此次修改，不仅仅是在具体法律技术和制度细节上的完善，更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来了新的驱动力，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秩序基础，进而将这种秩序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引导和依据，最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稳定的规则预期。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成就已经指明，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即通过民主立法程序实现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真正统一，这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然而，如何确保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真正实现统一，如何让法律真正有效地体现公意，凝聚良好的公平正义价值，并通过执法和司法实现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善治，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最坚强的保障，是新时期立法秩序战略调整的关键。

立法法的此次修改，正是要重新调整不适应善治、有违公意、偏离正义的旧秩序和偏狭的“利益政治”，将局部利益、部门利益、特定群体利益调整到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为基础的立法秩序上来，并接受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统一调整与评价，从而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良法善治基础。从这个战略背景上来审视，立法法修改的实质，是公意对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重新统摄、归纳和调整。

修改后的立法法首先重新规范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立法公意的权威首先是中央权威，涉及全民共同意志的利益必须是中央立法，尤其是法律保留的事项，在这个前提下充分尊重地方局部利益和现实约束条件，形成一种中央权威与地方局部利益的均衡结构。新的立法法关于授权立法的细化和对设区的市授予地方立法权，正是这一逻辑的表现。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地方首创精神，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既是对这种地方探索的肯定与激励，也是一种约束和责任，通过一种严格的立法权限、范围与程序的控制将地方探索归拢到统一的法治秩序和精神之中。

其次，立法法的修改突出了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人大主导立法”格局的正当性。然而，长久以来，导致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无法有效统一，公共利益被空心化、虚置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立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倾向。一方面有些享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往往利用立法的过程“争权诿责”，另一方面也出现架空上位法，任意通过立法扩大公民义务、克减公民权利，造成权力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双重失衡。因此，本次修法同时也在破除部门利益对公意的侵蚀，一波三折的税收法定原则立法正是体现。

此外，修改后的立法法在通过确立法律作为统一秩序的基准的同时，坚持了中央与地方、人大与行政的多元立法体制与立法权限，允许统一秩序下的多元法律生产，并更加注重各个层次的立法及规范性文件的备案与审查，进一步实现了对立法公意的动态维护。立法法的修改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举措“自转”的效应体现，更是围绕新的战略布局“公转”的表征，从而为“四个全面”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善治契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为了构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正是不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

今年全国两会已经圆满画上句号。对于民众来说，或许记住了代表委员的诤言直语、真知灼见，也许还捕捉了跳跃其中的花絮或佳话，人们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诸多新提法感到新鲜，也为“两高”报告反思司法不公而赞叹，还津津乐道于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的妙语如珠。

新现象凸显新气象，新气象衔接新布局，这次全国两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后的首次盛会，通过两会通透而开阔的万千气象，恰能明确看出四个全面的高瞻与远图、立意与坐标。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发的列车，那么改革就是发动机，法治就是稳压器，党的领导就是火车头。“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本次全国两会期间，无论习总书记强调，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不能再唱“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要做好加减乘除，还是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扶贫的细密计划，以及代表委员的热议与阔论，无不表达共同的心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是我们这辈人的责任，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首要目标。

之所以强调“全面建成”，正与制度本质有关。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很富裕，但有些地方仍然贫困，最艰巨、最繁重的扶贫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为此，我们所提出的小康，正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持续打好扶贫攻坚战，深入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难度再大，今年也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这是承诺，更是已经开始的行动。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本届政府两年内，完成了当初提出的五年内砍掉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简政放权不是空头支票，改革看得见，改革成果更让人有直观感受。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后，每天就有上万家企业登记，比上年增加了50%。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不是剪指甲而是割腕，“壮士断腕”绝非虚妄之论。从简政放权，到户籍、医疗乃至司法等一系列改革，我们可看到改革的声势，也看到改革的深度、宽度与厚度，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足见改革是全面深化是改革，是敢于涉险滩、敢啃硬骨头的改革。

今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本次人大会议通过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传递了良法善治更可期待的鲜明信号。如果稍加了解此次修改的立法法，更觉别有洞天。无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还是对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权限进行规范；无论建立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证、听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还是加强备案审查，都清楚宣示建设法治国家已迈出坚实步伐。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专门有一段阐述如何加强人大对预算和决算的监督，再联系到新预算法的施行，也让人越来越感知法治的重量与力量。新环保法不是纸老虎，不是棉花棒，而是杀手锏，不仅让人看到法律的刚性，还能看到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心。

本次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党要管党丝毫不能松懈，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放松。全面从严治党，是决心也是信心，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为了构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正是不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党治党靠什么？要靠党内规则、严明纪律。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就能不断实现政治生态纯正健康。

可以明亮地预期，有了“四个全面”的布局，会有更多的善政，会有更持久的改变。新的征途已经开启，出力才能出彩，尽责尽职才能尽善尽美。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日闭幕，每年会后的总理答记者问都是“重头戏”。总理答记者问释放什么信号、给国人怎样的信心，历来备受关心。看完今年李克强总理答记者会，中国是不是出现通缩和中国是不是最大经济体两个问题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

面对“被通缩” 我们有应对

有媒体记者问总理：中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是通货紧缩的输出国。对此您怎么看？

总理回答说：关于通货紧缩，国际上对这个提法有多种解释，比较一致的是一个国家的物价综合水平持续出现负增长，我们国家CPI或者说物价总水平1月份是正增长，2月份还比1月份同比更高，所以不能说中国已经出现通货紧缩。至于中国现在的物价总水平比较低，并不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缩。我们是被通缩，举个例子，去年我们进口了3.1亿吨的原油、9.3亿吨铁矿石，量是增的，但价格下来了，主要是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对这种“被通缩”，我们有应对，也有进一步准备，当然我们更希望世界经济能走出低迷，实现复苏。

我认为总理对中国通缩的判断是清醒而准确的，中国确实还没有走入通货紧缩的发展僵局。虽然PPI和CPI水平持续低水平，但毕竟一、二月呈正增长，且开始有好转趋势，困难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正如总理所言，我们是“被通缩”，因为中国经济对外联系不断加强，许多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进口，CPI、PPI持续双降多时，与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下降有很大的关联。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国际市场原油、矿石、金属等基础性产品价格持续下降或在低位震荡，国内资源产品也在下降。比如开车的人会明显感觉到油价下跌，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动物价指数下降，尤其是PPI下行。PPI对CPI具有传导作用，即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变化直接影响CPI的变化；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变化，直接引起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化，间接影响CPI变化。总之，PPI下行导致CPI下行，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这是一个由国际外部通缩传导给我们的通缩，是被通缩。

政府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正回购操作，并实实在在地降准或降息，就是意在维持中性偏松的货币环境，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货币供应量看，“通货”并不紧缺，只要资金宽松，贷款增长较好，即确保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而不是在体内封闭循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物价持续下行的空间就不会太大，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断言中国进入通货紧缩有失依据。

就算中国有适度的通缩，也并非完全是坏事，适度通缩给政府腾出了宏观调控的空间，诸多政策因为没有通胀压力反而更容易执行，所以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加快改革，尽快调整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在效率上多做文章，以优化经济质量。比如推进资源类价格改革，理顺资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缓解供需矛盾，这可谓正当其时。

所谓转型，其实是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提振市场信心，低通货无疑是很好的切入时机，这既是防通缩的办法，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当然，拉动消费不能光靠推出一些优惠的消费项目，刺激有效需求是个系统工程，尤其是需要落实完善社会保障，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建立良好的工资增长制度，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要舍才有得，放水才能养鱼，不要让人民守着钱不敢花。

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再来说说中国是不是最大经济体，是不是挑战了美国地位的问题。我觉得总理的回答更是清醒睿智。他说：中国是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我在国外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总是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因为根据国际权威的统计，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按照人均GDP，我们是在80位以后。春节前我去中国西部，连走两个农村，一家母子二人，住在四面透风的房子，儿子40多岁，因为穷还没有结婚。另一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但妹妹为了让哥哥读书，春节还在外面打工。这样例子还有很多。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还有2亿贫困人口。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早在2011年时，经济学家林毅夫就说，中国将在2030年超美国，成世界最大经济体。在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最新数据称，2014年中国实质GDP总额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单纯从经济总量看，美国自从1872年以来作为世界最大经济国的地位，终于在140多年后被中国代替了，但是中国人口众多，一平均就落到后面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只有全球平均的75％，而美国人均收入水平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70％。

同时我们还不要忘记一个事实，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加剧，因为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人均GDP或是人均收入也就成了一个“虚假的繁荣”。就像总理所见所闻，中国西部农村还十分贫穷，有人无钱结婚、有人无钱上学，“这样例子还有很多”。

中国其实还算不上真正的强大，具体分析中国经济，那就是经济含金量较低、科技创新力不足、经济的高增长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付出环境代价换取。如果我们单纯为“中国是最大经济体”举杯相庆，那就是盲目和可笑的。我们在教育、文化、医疗、环保、反腐、养老等诸多指标上，都离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必须承认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庆幸的是，李克强总理并没有为“中国是最大经济体”而沾沾自喜，他甚至说“总是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这种冷静让人敬佩和放心，他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知道自身短板所在，也清楚努力的方向和路径：“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保持合理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巨大的贡献，而且中国还在越来越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对于一些居心叵测，试图用“中国是最大经济体”，从而挑起中国威胁论，以引起美国打压中国的险恶用心，总理显然胸有成竹，回答得有理有利有节：“中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需要一个和平环境，中美关系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的关系，我们愿意构建相互尊重，互不冲突，互不对抗新型大国关系。”

确实，中国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争取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就是抛弃冷战思维，从“要准备打仗”的错误判断中走出来，重新研判国际形势，确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抛弃闭关锁国政策，变与人为敌为与人为友，打开国际市场，允许国际贸易，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才有了资金、技术、人才的纷至沓来，凭借劳动力、低工资优势，大陆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在全球市场价值链中占据一环，并一步步走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往后，中国还得坚持和平发展的成功经验不动摇。

   【推动“两创”的过程，就是持续为改革引入能量的过程。“两创”提供的是推动上下改革认知合流，让改革红利最大化的机遇。】

3月1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回答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问时指出，“两创”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推动“两创”，政府不能不多操心，市场活力的激发需要政府清障搭台，国家的繁荣在于人民创造力的发挥。

李克强总理的回答，点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义。推动“两创”，具有经济增长和推动改革的双重价值。“两创”已被确定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双引擎”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13处提及创业。“两创”之所以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于其提供了扩大内需的抓手。在出口环境不稳定，投资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早已是定论。扩大内需，不仅只关注为百姓减负，更需要关注如何让百姓增收。为百姓减负，是“授之以鱼”，而让百姓能够增收，才是“授之以渔”。而“两创”正是增加百姓收入，调整收入分配的有效途径。去年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就业和收入的稳定增长。这证明，一旦社会创新和创业热情得以激发，就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有效驱动力。

推动“两创”，还可以为改革注入新能量。创新和创业之所以还不够，主要源于制度束缚。创业门槛过高，小微企业难以孵化，捆住了创业手脚；权力介入过多，行政审批事项繁琐，压抑了创新精神。让“两创”成为百姓能够看得见价值、付得起代价、愿意投入其中的行动，制度成本不能昂贵，制度束缚必须解开。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就是政府层面清除路障，释放创业和创新活力之举。而作为“两创”主体，民众可以为改革注入新的能量。此前以个体经济和网络经济发展为标志的两次创业潮，最终都带动了制度层面的变革。“两创”掀起的第三次创业潮，也可以通过实践推动制度设计的优化。

可以说，推动“两创”的过程，就是持续为改革引入能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一个也不能少。

从政府角度看，束缚“两创”的绳索还没有彻底解开。一方面，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尚在半途，尽管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但仍有大量不必要的规章制度阻碍着创业和创新。另一方面，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后，还面临着防止变相干预创业创新的任务，让“两创”成为常态，仍是一个严峻课题。因此，推动“两创”既需要政府保持改革的决心，也需要政府赋予改革的定力。

从民众角度看，投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将延展改革的脉络，拓展改革的空间。比如，“两创”具有打破社会板结化现象、提高社会公平的潜在意义，这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优化，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实践推动。就此而言，“两创”提供的是推动上下改革认知合流，让改革红利最大化的机遇。

【全民阅读，无法靠“指令”推进，也无法靠“市场”来实现。社会管理者能做的，无外乎两点：一是进行倡导，二是创造条件。】

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是每年两会的“压轴大戏”。今年，在经济、政治、外交等“硬问题”后，由人民日报记者提出的一个关于读书的“软问题”，让这一年一度的记者会，给人不一样的感受。

有人质疑，代表人民日报这样一份有着极强政治性的“硬报”提问，不关注中缅边境局势这样的问题，反而请总理谈一谈“全民阅读”甚至是“读书感受”，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这让人想到胡适1922年写的一篇文章。这篇名为《这一周》的评论说，“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董康（当时的财政总长）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也不是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其中的价值排序，倒是颇耐人寻味。

在总理的记者会谈到读书，无疑会让阅读一事引来更多关注。而往年，除了偶尔传出一两篇不知真假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读书”的文章让人心头一震外，就只有4月23日这个“世界读书日”能集中讨论一下读书的话题了。试想，如果不是记者提问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两年写入“全民阅读”的事儿，恐怕这四个字仍然会被淹没在那些被认为“更有价值”的信息里。

虽然总理与记者都未明言中国人的阅读状况堪忧，但这样的关注中，本身就隐含着类似的判断。两会上，一位建议设立“国家读书日”的代表，引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中国国民人均每年纸质图书阅读量和购书量均低于5本，远低于欧美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而当越来越多人沉迷于不足140个字的微博段子，当越来越多人转发着或浓或淡似是而非的心灵鸡汤，当成功学、厚黑学、养生学的书籍大行其道，也难免让人担心，这样的阅读状况，怎么形成我们时代应有的精神气质？

有这样一幅插画，没有书籍垫脚者，看到的只是花草蓝天的宣传画；以少量书籍垫脚者，看到的是宣传画之上密布的阴云；而以更多书籍垫脚者，才能看到阴云之上壮阔的阳光。其实，中国传统中读书本就是为了“经世致用”；而在消费主义与物质浪潮的冲刷之下，读书更成为一种奢侈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书籍成为思想的启蒙、承载境界的提升，要让全面阅读促成国人心灵的壮丽日出，恐怕确实是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

诚然，阅读是一件相对私人的事。全民阅读，无法靠“指令”推进，也无法靠“市场”来实现。社会管理者能做的，无外乎两点：一是进行倡导，恰如在总理记者会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相关问题，恰如设立全民读书日；二是创造条件，如让出版市场获得更有品质的繁荣，如让图书馆成为点亮文化生活的窗口。唯有如此，才能涵养出一个真正的“书香中国”。

本报特约评论员舒天烈

【市场没有国界，但政府需要保障其所服务的民众的民生需求，分清了这种责任，我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就可以作出基本的判断。】

在昨天李克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获得首个提问机会的英国媒体记者问，现在中国公民已是纽约、悉尼、伦敦等地最大的海外顾客群体，当地房价被明显抬高，中国政府是否会担心由此引发海外市场的强烈反应？今年中国政府是否会出台新政策来促进国内的房地产市场？

最近几年，我们经常可以从网上看到这样的新闻，来自中国的购房者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一掷千金购买豪宅，但这些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却无从查考，根据这些模糊的信息，是不可能作出准确判断的。因此，面对这个颇有挑战性的问题，李克强坦率地表示：“这个可能还要做评估，我没有这方面确切的消息。”这个回答是理性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公民赴海外留学、投资、就业和定居，中国公民在所到城市购房置业已属平常之事，当地对此是欢迎的，因为这有利于它们在受到金融危机打击后的经济复苏。其实，中国政府对外国公民在我国购房也是欢迎的，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就对这位外国记者表示，欢迎他在中国购房。

针对第二个问题，李克强介绍了中国政府今年在保障房建设上的目标，并明确表示政府有保障群众基本居住条件的责任。

“住房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李克强的回答阐明了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行为边界。对于政府来说，作为经济问题的，就应当基本交给市场，而作为民生问题的部分，政府就必须负起责任。根据这个原则，政府只要坚持做好民众的住房保底就可以了，商品房市场到底如何发展，尤其是房价会怎样，还是应该尊重市场自身规律。

但是，由于住房是最重要的民生物资，因此一国政府对外来购房需求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上月就表示，准备出台政策严格限制外国人在澳购置房地产，这正是基于政府对本国民众住房保障的立场作出的反应。不管投机力量来自国外还是国内，只要损害了基本的居住和改善需求，政府就有责任干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早已成为国际市场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无论是中国公民在国外购房，还是外国公民在中国购房，只要遵守相关法律，政府一般不可能出手干预，这也是市场经济之下的一种原则。市场没有国界，但政府需要保障其所服务的民众的民生需求，分清了这种责任，我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就可以作出基本的判断。

昨日，总理李克强答记者问，谈到“全民阅读”两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希望全民阅读氛围能无处不在，这有助于发展创新力量，增加社会道德力量。实际上，早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提案建议，为全民阅读立法，确定政府为促进全民阅读的责任主体，就引起广泛关注热议。

让风雅达人做表率

王基宇（知乎文化评论人）：消费文化产品的门槛终究还是公民文化素质，而把精神审美作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是历来教育所缺失的，这种习惯的建立，则非从小培养深度阅读不可。而社会大众有没有读书风气，还是得看我们大学里的文化是怎样的，有没有一批凭学识、眼界、道德、风采能让学生体会到读书是一种高贵生活方式的教师，有没有一批能压倒校园内拜金、功利、幼稚、虚无风气的青年成为读书与讨论活动的组织者，有没有一种源于自发好风气的“法”能立在大众心中，赢得社会的认同，塑造下个时代的国民品质。

徐付群（文化媒体人）：政府可以推荐，民间也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比较好。

切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李昕（三联书店总编辑、知名传媒人）：文化已经开始被边缘化。尽管人们都在讲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但实际上这里“文化”的概念，内涵已经有所改变，可以说是文化隐去，娱乐登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这种环境中倡导全民阅读，为了不至于流于形式，必须倡导公益精神。很显然，公益事业首先要靠政府扶植和支持，政府为了全民健康，可以在城市里建公园，在街道边、住宅小区修建运动设施，为什么就不能多建一些各式各类的小型图书室？还有，对租房经营的实体书店加以关注和扶植。

汤更生（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主任）：阅读立法，主要是实现全民阅读在财政、组织、服务方面的政府保障,从而弥补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的不足、不均衡，并不会直接干涉个人的阅读生活。现在，我们的部分行政部门推进的全民阅读，形式主义比较严重，尤其是农村的农家书屋，充斥着大量过时图书，农民阅读质量低。再比如，现在的出版市场“虚假繁荣”，没有真正的好书。这都将从法律层面得到解决。

谭旭东（儿童文学作家）：全民阅读是一个系统工程。

做活书店，办好图书馆

朱小玲（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管理人员）：书店，尤其是独立书店，像北京的单向街等，通过创新服务、多元化经营，为民众提供了公共阅读空间的新选择。书店不仅是书店，更应该是一个以书为媒的文化场所，具有阅读导向、信息收集、塑造城市形象、形成文化氛围、进行文化传承等不同的功能。全民阅读的发展决定了书业的未来，而书业的发展又将促进全民阅读的开展。

徐雁（图书馆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全民阅读推广”应至少包括：第一，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员都应该成为阅读推广的对象。不仅要有以所在城市命名的地标式公共图书馆，而且要积极推广建设大量分布在城乡各个部位的，依据所在区域居民人群和文化消费特点而合理配置的社区图书馆(乡村阅览室)。第二，阅读将是一种人生全过程的阅读。因此，在城乡图书馆(阅览室)的建设中，不仅要建设儿童阅览区域，而且还应同步配置好老年读者阅览区。第三，无论是公益性的图书馆，还是商务性的书店，都应对所藏、所销读物(无论是传统还是数字化图书资源)进行全品种的积极推广。

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部将出台出租车改革方案。3月12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的利润水平全国不一，“份儿钱”也各不同，不应该降低“份儿钱”，而私家车则永不允许当专车用。（3月13日《京华时报》）

从现行法律法规分析，私家车确实不能当专车。按照《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私家车无法获得运输经营许可证，并非营运车辆，法理上也难以进入市场，这或是交通部门“一口回绝”私家车进入市场的缘由。

但“堵住”了私家车进入租车市场，背后的庞大市场需求不能自动解决。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登记备案的汽车租赁公司共有5000家左右，但其中自有车辆超过1000辆的仅4家，行业平均车辆拥有量在100辆以下。囿于成本和风险考虑，租赁公司不可能也难以完全以“自有”方式拥有和掌握租赁车辆，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因为在车辆折旧率过高、“自有”风险更大的情况下，租赁公司出于庞大的市场需求考虑总要想方设法去补充“空白”。

其二，国内出租车市场供给整体上严重不足。按照住建部提供的数据，城市中万人应拥有20辆出租车，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在“绝对数量”上未能达标。以北京为例，1994年以来，北京市出租车总量一直控制在6万多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多年，也是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北京出租车总量却基本没变。不增加车辆的管理现状绝非个别，也进一步导致市场供给紧张、公众打车出行难。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河南郑州市。1996年以来，郑州的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常住和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但出租车数量却一直没有增加，供需关系不平衡矛盾愈发突出。

那么，问题来了。管住了私家车进入租车市场的可能性，但背后的市场需求呢？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在正常方式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非法的方式必然大行其道，“黑车”在一些城市的猖獗正与此有关。因此，在明令禁止“私家车当专车”之时，尽快弥补正常的市场需求迫在眉睫。政府有关方面应该探索和实践如何保障租赁车辆供给和出租车供给问题，允许个人以公司形式新设“专车公司”，“专车公司”车辆保有数量应大幅度放宽，譬如，拥有“三辆、五辆”自有车就应该允许开办“专车公司”。另一方面，须直面时下的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适当和适度放开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审批，按照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数量补充出租车数量。总之，在解决公众出行难上，既要“堵”，堵住“黑车”；更要“疏”，让更多合法运营的车辆补足市场需求、开展公平竞争。这是交通运输部部长所称的“私家车永远不许当专车”表态能够真正落地的关键。

【全民阅读还需要关注全新的阅读推广模式。民间阅读推广人这几年做了大量尝试。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民间的图书馆藏书虽然数量少，但质量普遍较高，因为劣质藏书直接会影响他们的用户体验。】

李克强总理在昨日上午的答中外记者问中，提到了自己网购书籍，又表示“两次把‘全民阅读’这几个字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他说：“书籍和阅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用闲暇时间来阅读是一种享受，也是拥有财富，可以说终身受益。我希望全民阅读能够形成一种氛围，无处不在。我们国家全民的阅读量能够逐年增加，这也是我们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

社会如此关注阅读，与国内百姓需求发展自然相关。从扫盲教育脱胎而生的基础教育，关注课本教育，而不是更广阔的阅读世界。这些年因为从事阅读推广第一线的工作，大量和百姓接触，被问到最多的总是那几个基础问题：为什么要阅读，该读什么？其中不乏硕士博士。专业读书人出身尚且对阅读没什么概念，百姓一提阅读也习惯性与识字、考试、发财等目的联系在一起。这种功利性十足的阅读看似没错，实际却和作为生活方式的阅读有很大差异。文凭不等于文化，阅读重视的是个人的修养，而不是简单等同于考试升学。所以，阅读理念上的改变是目前最需要被传递、被解读的部分。

全民阅读还需要探讨更多让百姓体会到务实好处的做法。近几年社会上新型阅读空间的探索算是其中重要举措。现在社会的现实是，在公共图书馆和书店享受阅读乐趣成为一种奢侈的生活。每到周末，知名书店和图书馆的讲座和沙龙，一场能吸引几百人参加是常事。在这些场合中，常见为参与一场活动来回路上花费几个小时的读者。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图书馆和书店不占领老百姓的业余时间，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必然被棋牌室占领。

北京市去年大力扶持“公共阅读空间”，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政府导向。如去年4月三联韬奋书店开始施行24小时营业；西城区更是“腾挪”出几块公共用地，开办公共阅读空间。西城区的金中都公园，一个环境优美的市民公园，吸引第二书房社区图书馆落地其中，精选优质藏书，开设高品质讲座，日常客流能达到五六百人。这个公共空间还吸收周边社区的老人参与义工，为社区服务。

全民阅读还需要更多懂阅读、爱阅读的人加入。深圳2014年成立了阅读联合会，吸收了近百家致力于推进阅读文化发展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行业性的地方性非营利社会组织，是国内第一个阅读联合组织。这个组织培训社会上的阅读推广人，同时给阅读推广人提供社区、书店、图书馆等服务处所。

全民阅读还需要关注全新的阅读推广模式。民间阅读推广人这几年做了大量尝试。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民间的图书馆藏书虽然数量少，但质量普遍较高，因为劣质藏书直接会影响他们的用户体验。同时他们还尝试开发很多新型服务，比如绘本馆将阅读与特色美术课、手工课、英语教育课程结合，还有绘本馆开启义工服务模式等。北京地区500多个全职妈妈组成的读书会，重在营造美好的阅读氛围，妈妈们从阅读中汲取育儿、居家、职场等力量。这些孕育中的模式，需要探索、提炼，也吸引了一些投资机构关注，比如“领读者孵化计划”。如果未来行业能够产生更加有效的商业模式，吸引资本进入，会对全民阅读提速大有帮助。

总之，全民阅读需要政策制定者、从业者、媒体、研究者以及相关产业力量共同提供更加务实的解决方案。如果政府引导到位，激励更多有理想的人和机构投入促进全民阅读的工作中。渠道到了，做事的人多了，读者方便了，国家倡导的全民阅读必将成为真正利国利民的政策。

真正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刘颖（阅读推广人）

【进一步改进预算编制工作，应该扩大预算编制过程的公众参与。在预算编制之前，就应当先行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至少要向人大公开，征求意见。】

昨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上，代表们表决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等8项报告决议草案。其中2015年预算报告以赞成2483票，反对304票，弃权87票的结果通过。成为本次大会获得反对票最多的报告。

预算报告“反对票最多”，并不意味着今年预算的编制水平相比往年差。相反，从总体上看，今年的预算报告按照新的预算法的要求，不仅是编制环节还是初审环节，都有了较大的进步。比如，预算报告比较全面地报告了上一次人大全体会议决议提出的一些要求，增加了分析的内容和分量，也积极回应了一些社会各界关切的问题，还提供了预算审查简要读本，等等。代表们不满意票数的增加，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民主与法治意识的提高，也反映了代表们对国家“钱袋子”的高度关心。

人大代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职责，本来就主要不是去“叫好”，而是去反映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对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等提出意见。对财政预算报告，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可能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有一些人大代表对报告“有意见”是正常的。

代表反对票多，预算编制部门冤不冤？当然不冤。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企业里，不管财务人员编制的预算和财务报告多么专业，但有一个底线性要求是必须达到的，那就是他应当让委托人读完报告后能够相信，报告中所涉及的账目支出是合理的。如果财务人员编制的报告不能达到这一要求，老板就难以满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那就是，财政部门编制的预算，即使代表不能完全读懂，但一定要能够说服代表，预算编制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是对民众负责的。

预算报告“反对票最多”，对预算编制部门来说也未必是坏事。预算编制部门应当将其作为一种新的动力，进一步改进预算编制工作。

这其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扩大预算编制过程的公众参与。要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在预算编制之前，就应当先行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编制的每一个环节产生的阶段性信息，都应当及时向社会，至少要向人大公开，征求意见。预算草案初稿形成后，在报送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初审前，应当先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编制过程中征求到的意见，应当形成专门报告，供代表审议时参考。

其次，则可以考虑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先行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对预算报告进行初审，初审时聘请部分有经验的专家作为顾问，提供专业咨询。常委会先期审议意见和专家意见，应当作为参阅资料，一并供代表参考。再次，也可以考虑，在预算编制和初审环节，邀请部分有专业背景的人大代表参与，通过代表们的“提前介入”，扩大代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使最终形成的预算草案更符合代表们审议要求，进而提高满意度。

□朱恒顺（全国人大内司委）

【“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你死我活、争夺饭碗的零和游戏，也不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简单相加。而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平台，使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协同增效，创造新的价值与新的发展生态。】

昨天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在回答《新京报》记者关于电商等新业态的提问时，李克强总理说，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个词叫“风口”，“我想，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顺势而为，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总理的一句回答，使“互联网+”与“风口”、“顺势而为”等词汇瞬间在中国互联网上火起来。

“互联网+”，之前也出现在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指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这是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大量提到互联网，并突出了互联网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重要地位。

“互联网+”的“+”，其意为互联网加传统行业。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前，“互联网+”并非无根之木，而是已经在神州大地上进行得如火如荼，尤其是在第三产业中“互联网+”模式实际上已经得到全面应用，比如电商的京东模式和淘宝模式，都有大批传统第三产业参与，网上银行也是以实体银行业为基础，滴滴快的模式正在改变传统交通业，而大批的传统媒体也正行进在媒体融合的路上，这还不算几乎席卷整个服务业的O2O模式。

“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你死我活、争夺饭碗的零和游戏，也不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简单相加。而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平台，使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协同增效，创造新的价值与新的发展生态，所谓“+”，还有把蛋糕做大的意思。中国经济近年来在减速，而“互联网+”则是再次创造增量价值，促经济腾飞的一条正确路径。如果“互联网+”效应发挥得好，互联网将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力一样，极大地提升生产力与生产效率，这将有力推动我国工业4.0的进程。

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互联网不仅是历史潮流与世界潮流，而且也是中国的机遇。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蒸汽时代”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时代”二战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搭上末班车，但依旧是追赶者，只有互联网时代，中国具备了引领世界潮流的能力。

接入互联网20年，中国网民超6亿，世界互联网十强企业，中国占据四席远超欧洲，一个世界网络强国已具雏形。而在中国，也还没有哪个行业像互联网一样，如此与国际接轨、诞生出如此数量众多的世界级企业家。

十多年来，互联网产业就是中国经济的传奇，其增速超国家GDP增速5倍，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也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互联网业已经完全具备拉动二三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向上的能力。如果“互联网+”行动计划获得成功，将给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