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新京报》刊文说：有的媒体针对“部长通道”曾经发过评论，认为部长们走“部长通道”，容易偏离群众路线，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看后认为，该文有可能是针对我昨天发表的《走“部长通道”莫要偏离了群众路线》一文。作者是全国人大内司委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服务会议的同时，还注重倾听并及时回应地方对两会的关切，这与两会本身的宗旨非常切合，值得点赞。

文章披露，从去年起，两会新闻中心对“部长通道”的采访进行了改革，为引导列席会议的部长们接受采访作了精心安排，较好地满足了部长们借媒体发声，和媒体借两会期间采访到部长的愿望，特别是对一些重要讯息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所谓“部长通道”，原来是包括2000多政协委员在内的所有列席人员通道，因部长们与记者们碰撞的火花格外耀眼，“部长通道”正是媒体命名的，这的确消除了我等对“部长通道”的一些误解。虽然本人的文章并没将其上升到“特权”的高度，倒是受这句话启发，发现除了“干部食堂”和“干部病房”外，现实中很多官员的“专用通道”，与其说是别人叫出来的，不如说是官员自己走出来的。

例如：乡镇干部变成“走读干部”，官员成为商人的“掮客”，领导人变成“裸官”，干部联系群众沦为“作秀”，干部教育奢侈成“学术镀金”，等等。每一种情况，其前生无一不是组织像大会新闻中心一样，为官员铺就的一条冠冕堂皇的正道，但后来还是有好多官员走歪了，走进了死胡同。这应了鲁迅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所以，我坚持两会要特别注重部长们走“群众路线”。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比起媒体来说，见到部长们的机会更少更难，希望会议有更多利于官民互动的措施，除了安排部长们与代表委员在任何一个门同进同出，是不是也可以为代表委员开辟与部长们在会下非正式接触的区域呢？但愿已经有这样的举措，只是没有报道出来。

前几年，基层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在与会间隙屁颠屁颠地到中央部委求见部长，官员与人民代表都“错位”，还自以为得意，类似报道成为笑料。即使今年，也还存在着真正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发声机会少，有人呼吁两会注重打捞沉没的声音。这说明，如果大会忽略了部长们与基层代表委员同处的引导与安排，部长们是有可能偏离群众路线的。当然，心中真有群众的部长，他们联系代表委员也不会拘泥于某种特定的形式。

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眼下将要闭幕，委员也结束了为期11天的会期。对于第一次上政协会的我来说，委员们在会场上讨论的热烈场面，多少改变了我对政协会场的“错觉”。

8日，前NBA球星姚明接受我的专访，被问到讨论预算报告是否吃力时，姚明稍作思考，认真地告诉我，针对宏观经济的讨论，对于体育界的委员来说是有点累，但委员们也在逐渐发展。他说，可能十几年前的体育界委员，讨论的更多是怎么搞竞技体育，怎么拿金牌，如今，委员们在会场里，已经是讨论如何搞体育产业了。

9日，委员讨论立法法修正案，这对于文艺界的委员们来说，似乎并不“娱乐”。在其中一个小组，很多明星委员都对修正案中增删的细节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在某一时刻，我甚至产生了“是不是进错了会场”的错觉。

与委员们认真履职相呼应的，是会场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在医卫界别，先后发言的委员多达20余人，对于从未跑过医疗卫生口的我来说，这么多张陌生的面孔频繁出现，相当“恐怖”——我要记下每一位发言委员的名字和身份。于是只好求助现场记录的小组秘书，秘书每次耐心地解答让我十分感激。

而在我凭借过去媒体报道形成的印象中，往年的政协小组讨论会等场合，总会传出各种娱乐噱头，甚至经常盖过国计民生议题本身。而在今年，这种娱乐味却很淡，呈现在委员讨论中的，更多的是认真讨论与交锋的氛围；就连私下，很多委员们也对工作人员、记者“追星”的诉求有意识地抗拒。

娱乐味转淡了，与之对应的，是委员们履职态度的转变。很多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能“不避家丑”、针砭问题，并提出更具分量的建言。可以想见，“干货”多了，建言的分量势必更足，也更能对接民众期许。

姚明很高，2.26米的身高，在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中很抢眼。在今年两会上，姚明再度引发关注，除了身高和明星身份外，还有他的履职成果。在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他的“取消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的建议，作为履职的典型案例受到表扬。

“努力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这是俞正声主席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可以视为一种希望要求，也可以视为言有所指。怎样努力才能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可以从姚明的个案得到启示。

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而委员又是由界别产生，是界别中的优秀代表。作为界别代言人，委员是荣誉更有责任。委员是通过话语权、影响力来履职的，要想所说的话语有影响、所提的建议切实可行，专业的人说专业的话可能更顺乎民意、合乎实际。姚明能够提出取消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的提案，正是从自身的经历、从专业的角度，敏锐地察觉到了赛事审批的弊端并提出了切中要害的建议。每逢两会，社会上总是期待有好声音，如果委员们都能立足界别，各自从行业、专业角度更多地思考问题，提交提案，那么，代表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的委员会聚一堂，发出的声音就会异彩纷呈，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每年两会，委员们是带着建议和提案上两会；群众是带着希望和问题看两会。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委员的所议之事，所提之策，群众都看在眼里，心有明镜。姚明为准备推广专项体育课的提案，花费了两个多月调研走访。由此可见，提案有高度，必须接地气。不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反映身边事，都应以民生为履职的出发点。只有以群众期盼为念、以倾听群众意愿为心，只有源于调研的深入、发自内心的触动，才能在熟悉的地方发现风景，才能将群众的心声转化为两会的声音，让群众获得更多的获得感。

当然，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媒体也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诚如今年两会，关注姚明不再是他的“海拔”和曾经叱咤CBA、NBA多年的经历，而是他提案的高度。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营文化产业商会副会长陈建国在“两会”期间表示，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应得到进一步重视，其在构建一个社会协调、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和非营利性的特点。前者使得其具有基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后者使得其具有利他性和公共性的特征。正是这些基本特征让社会组织能够发挥政府和市场无法替代的作用。

应该说，20世纪后半叶，社会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东西方各国在社会治理中，遇到了问题，要么是“政府失灵”，要么是“市场失灵”。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社会组织迅速兴起，参与公共事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和极大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组织兴起和发展，既是顺应了国际的大潮流，也与改革开放之后，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壮大等国情息息相关。

显而易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从事公共管理，是因为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社会的运转需要成本，事实已证明，由政府对所有社会事务大抱大揽，是成本最高的方式。因为这会造成了社会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率，并容易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而由市场配置资源，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但问题是，市场总会把资源配置到那些能够使得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领域，导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匮乏或者价格昂贵，这与公众利益并不完全契合。

相比之下，社会组织更具备“小、快、灵”的特点，社会组织的成立，一般是针对某一具体事务（这些事务往往是公众需要，但政府暂时无法提供而市场不愿意提供的），因而更具有专业性、针对性以及灵活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效率。而社会组织更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的特点，因此能够极大地降低成本，从而令公众享受到价格合理的服务。事实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社会组织作用和影响扩大日益扩大的回应。因为国家治理，本身就意味着要充分调动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各种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其中当然包括社会组织。

但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在实践中似乎颇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以前社会组织成立和运行，必须挂靠一个主管部门，自己找一个“婆婆”。后来为了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取消了这一规定，设立民间组织管理部门专门负责。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原先的“旧婆婆”并没有完全退出，却又增加了民间组织管理局这个新“婆婆”，在两个“婆婆”的“双重领导”下，社会组织的成立和运行依然不易，存在诸多不顺畅之处。社会组织为国家治理要做出更多的贡献，路还很长。

最后需强调的是，有少数社会组织，是看中了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某些优惠政策，图谋借这些政策牟利，以社会组织之名，谋营利性企业之实。这在败坏社会组织的声誉，也给予那些对社会组织怀有偏见的人以口实，从而阻碍社会组织的发展。因此，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管以及社会组织的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3月11日中青报两篇评论文章中获悉，北京的全国两会，人民大会堂北门通道有了专门名词——部长通道。除了主会场会议和进入媒体视野的团组讨论，这里可能是两会传出有份量消息最多的地方。虽然“部长通道”是官媒互动产生新闻的“热地”，但要提醒一句，部长们走专用通道，莫偏离了群众路线。

虽然媒体也是代表人民在这里监督、质询和问讯，但两会的主体毕竟不是媒体机构，不是记者，而是代表委员。况且媒体本身因追逐热点，容易扎堆造成冷热不均。安监局长在部长通道被冷落，只说明有些部门此时不被媒体所关注，但如果你走进代表委员群体，不一定是这样。倾听百姓声音，把心交给群众，部长们有必要更接近代表委员。

我们希望看到，政府官员与代表委员不拘一格地交流与互动，除了大会，不分会场内外，不限规定时间，不讲究表达形式，包括争吵。如果说这是代表委员的一种待遇，不如说应该是官员联系代表委员的一种最自然状态。可惜，这个机会更多地给了记者，而代表委员享受的，还是中规中矩的文字报告，和准备得四平八稳的会场发言。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不给部长们设立进入会场的专用通道，让他们和代表委员们一样，在任意一个通道同进同出，那么，官方的消息，就不一定要通过中介，再转到代表委员这里了。媒体作为官民互动的第三方，再报道出来，那效果岂不更有立体感。当然，如果有官员很在乎自己的出镜或话语的影响力，走“部长通道”也许是条捷径。‍

去年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地方撤销领导干部专用食堂，领导和群众自然就围到一个桌子上了。如果哪里为领导划定“专用通道”之类的地盘，那么知趣的群众就会避而远之，你想要群众配合你摆个姿势都难。当然，等到你触犯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到了群众忍无可忍之时，上访、堵门和拦车，你想“脱离群众”也不容易了。

开全国两会，最重要的是共商国是、参政议政的效率与质量，表现媒体的力量，或锻炼官员的媒体素养，这样的附加值都在其下。如果会议方太在意“部长通道”的吸媒和聚焦效果，官员们应对媒体能力是提高了，但他们的群众观点可能就被削弱，而代表委员的议政素养有可能在新闻轰动中被弱化。

我们需要标志中国两会自信、开放、透明的“部长通道”，更需要部长们象种子撒进地里一样，融入代表委员之中。有论者说得好，实体的“部长通道”终究只有这么长，还是要会场外多一点“部长通道”。进一步说，部长们平时要把时间与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基层和一线，才是根本之道。

“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存在结构严重失衡，身份失真等问题严重，真正来自基层的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少。有的企业负责人占了一半以上的数量。”全国人大代表、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在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直言，出现上述问题，原因是一些地方党组织没有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对代表的选举工作重视不够，相关的工作部门存在失职行为。（3月11日 人民网）

一年一度的两会是参政议政、共商国事的平台，按理说应该是各种声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然而，在每天的媒体报道中，却充满了企业家、明星、官员代表的“阳春白雪”，很少能听到平民代表的声音。诚然，听不到来自基层的声音，固然有媒体报道视角的问题。但真正农民、工人出身的委员，比例相对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基层代表名额相对不足是个老问题。近些年，相关部门也一直在采取措施，切实增加来自基层的名额。比如，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原则，增加来自农村的代表数量；切实增加工人、农民工代表的比例。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十一届提高了5．18个百分点。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中央一再强调代表基层导向的同时，一些地方却打起了“擦边球”。让企业家、明星以工人、农民身份当选，导致部分地区基层代表名额被企业家占了一半以上。这也导致，基层代表的账面数量在增加，但真实数量却在萎靡；部分农民代表没有提交农村题材的议案，反而大谈给企业减税、文艺反腐、简政放权。

3月10日，新科中国首富李河君的一场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指出，他的发言中提到的，薄膜电池与移动能源有为自己公司做广告的嫌疑。可能李河君的发言只是无心之失，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代表们一定会在潜意识中，为自己的阶层代言。因此，基层代表“被代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来自企业家、明星、官员的声音，而让真正来自基层的声音沉默。最终干扰政府的判断，影响政府的施政，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打捞基层的声音，需先挤掉代表的“水分”。明年地方人大换届工作将陆续展开，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做到“打铁自身硬”，不能把人大代表当成荣誉性安排，为某些人量身定做代表资格。另一方面，组织、纪检、人大等部门要周密组织、严守程序、严格监督，决不让拉票贿选、篡改身份的代表闯关成功。唯有如此，才能让基层代表不再是“花瓶”，在两会上唱响基层“好声音”。

各级政府应尽快建立教育财政预算决算终端公开制度,使教育财政资金流向可追查、可监督、可考核、可问责。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的这番话,喊出了让教育预算在阳光下运行的呼声,也说出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公共账本”进一步公开透明的公众心愿。

2014年,国家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新预算法也已付诸实施。在此语境下,教育投入已成各级政府财政投入的最大领域。然而,张志勇等代表委员们仍然发现,中央和省级财政下达的教育经费有被挪用的情况。为此,张志勇等代表和委员提出:解决之道是尽快出台和实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决算公开办法,建立国家教育财政预算决算公开信息化平台,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教育财政预算决算终端公开制度。

所谓终端公开,打个比方,一笔用于农村薄弱学校改造的经费层层拨付下来,公众可以在未来的国家或地方的教育财政预算决算公开信息化平台上查到最终使用这笔钱的每个学校,甚至查到每个学校使用这笔钱修缮了多少平米校舍、买了什么设备。经费使用公布到最终使用者,才能使教育财政资金流向可追查、可监督、可考核、可问责。

当然,教育财政预算决算的公开要复杂得多,预算决算编制说明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也应当公开,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决算的教育经费要公开到本级政府的所有教育支出项目。一级地方政府用多少钱办教育?教育投入占本级财政多少,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多少?教育财政总投入中用于各级各类教育的经费所占比例是多少?教师工资待遇多少钱?学生公用经费多少钱?新建学校多少钱?教育设施配备更新多少钱?公开越细越有利于监督。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行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除法定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部门预决算都要公开,全面接受社会监督。所以不光教育应当建立财政预算决算终端公开制度,其他“公共账本”也应当用终端公开的制度展示出来。

这意味着具体掌握这项“实权”的某些官员不像过去那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了,更不可能“自由地”把本来用于薄弱学校改造的钱用于发工资了。然而某些人的“不自由”正是广大公众期盼、党中央一再推动的事情:打造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

曾有评论说,“全国两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发布会。”诚然,因其在国家治理中无须多言的重要地位,每年的全国两会都当之无愧地成为“新闻盛宴”。为做好会场内外沟通的桥梁,各家媒体无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力图向外界传达出更准确的两会动向和更丰富的两会细节。“部长通道”之所以受到热捧,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据报道,今年在“部长通道”上“你跑我追”“生拉硬拽”式的“追访”少多了。除了秩序方面的原因外,“追访”减少也从侧面反映出,面对媒体的“新闻焦渴”和普通公众的热切期待,现在的两会已经越加开诚布公和自信。梳理今年两会新闻不难发现,与“追访”变少相比,职能部门和代表委员对热点问题的回应数量和质量有了值得点赞的提升——这种提升,并不取决于有没有“拽”到部长,而是得益于“新闻出口”的扩容。

在组织工作上,大会新闻中心为“新闻出口”扩容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到人大而言,多年来,两会期间的部长记者发布会早已成为职能部门负责人与媒体交流的固定机会。今年人大就针对热门话题准备了15场记者会,邀请财政部、科技部、环保部等热点部门负责人参加。除了部长,3月10日,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等五个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也与中外记者见面。这是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第一次集体从“幕后”走向“台前”回应社会关切。而在“部长通道”现场,大会新闻中心还利用多种手段,协调部长分时间进入大会堂,而且鼓励部长主动接受采访。组织工作更加开放和有序,让“新闻出口”扩容有了组织保障。

部长和代表委员面对镜头和话筒更加重视主动“发声”而且言之有物,也为“新闻出口”扩容提供了“砖瓦”。比如,据报道,3月8日下午,经过“部长通道”时,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直接走到设在通道边的发布台,主动向记者澄清有关不动产登记证“使用期限”的质疑。“欢迎参加我的发布会”“欢迎记者敞开提问”,正逐渐成为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标配”。如果没有人提问,还有部长感到“失落”,主动呼吁大家提问题。

深入到驻地和分组会场,在团组开放日成为常态的基础上,还有代表团“临时”加开记者会。据报道,3月10日上午的议程结束之后,内蒙古代表团专门留下8位全国人大代表与记者交流,其中1位是市委书记、6位是市长。面对呼格案、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房地产市场等热点问题,留下来的几位地方领导干部都不绕弯子、坦诚回答,令现场记者大呼“赚到”了。除了地方主政者,不少基层代表委员也主动与记者交流,把最鲜活的事例和声音通过记者传递给公众。

“新闻出口”的扩容,不仅让记者“赚到”了,更让公众“获得”了。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给公众提供了更多“信息可能”。但“信息可能”的爆发,也让公众面临更多的信息筛选难题,尤其是对含金量高的权威信息更加渴求。两会“新闻出口”的扩容,为满足公众在两会时间的“新闻焦渴”提供了新的通道,见证了国家信息公开和政治民主进程越发蹄疾步稳,而公众也更期待扩容能进一步无缝对接到平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相关理念，经过今年两会的洗礼，相信会变得愈加清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目前还处于酝酿阶段，具体举措预计将陆续出台，相信“两创”在带给更多人致富机会的同时，也将让更多人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创客”。什么是创客？这一提法透露出什么样的改革和发展方向？昨天，一篇名为《创客李克强：创造一个让人时时感到方便的政府》的文章，为有关问题提供了较为完整和权威的答案。

《创客李克强》昨天首先刊发在一家市场化的新闻类杂志网站上，之后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中新网等重要网站均在显要位置予以转载。这篇文章较为特殊的传播方式，并没有影响其权威性，反而让这篇长篇时政通讯因接“地气”而显得形式鲜活，增加了可读性。这篇通讯以简政放权为线索，梳理了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两年多来的施政过程。“创客”，是英文“Maker”的意译，特指那些热衷于利用新技术将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文章认为，李克强就像是一个“创客”，“上海自贸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等富有新意的改革举措，都是政府改革的“产品”。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重点概念，在政府未来施政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囿于篇幅原因，政府工作报告对有关概念的描述并不多，只是简明地提到，“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个人和企业要勇于创业创新，全社会要厚植创业创新文化”，等等。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底有何深意，具有什么内涵？有关政策实现的路径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次全国两会会上会下讨论的热点问题。《创客李克强》全文8000多字，通篇阅读后会发现，其主旨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关内容高度契合，再结合这篇文章出现的时间、方式，可知文章是政府工作报告部分核心内容的注解。因此，这篇文章透露出的改革定位、施政方向等信号，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文章认为，构建创业型社会与政府的正常关系至关重要。要想得到一个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就必须“切割”多余低效的行政管束。过去两年多国务院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改革，其重要目的就是要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建立创新型社会铺路。这种表述也透露了未来的施政方向，为了保障社会的创新活力，简政放权将会进行到底，某些贪恋手里那点小小权力的政府部门或官员，必须要放手、放权才行。

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作出了明确的改革定位——“30多年前，中国有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淘了第一桶金。现在我们正激励大众创造‘新的第一桶金’！”可以想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望被提升到类似当年改革开放那样的政策高度。2014年是20多年来GDP增速最低的一年，但去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却大幅超过了前一年，这种相对优质的GDP，无疑与“两创”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这一结果，也让决策者对“两创”寄予厚望，希望它可以重拾30年前改革开放的雄风，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不利局面下，带领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相关理念，经过今年两会的洗礼，相信会变得愈加清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目前还处于酝酿阶段，具体举措预计将陆续出台，相信“两创”在带给更多人致富机会的同时，也将让更多人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

【严把选举关，关键就是要明确底线的具体原则、可操作办法，同时防止出现越位等现象。还必须看到，从制度设计上着手，监督的机制不能缺位，责任追究制度也必须坐实。】

每年全国两会，近3000位全国人大代表齐集北京，为人民履职尽责。与此同时，我国五级人大代表共有267万人，90％在乡、县级。明年，地方人大换届工作将陆续展开，有人担心，如果代表是通过不正当方式选举出来的，那他还能为人民履好职尽好责吗？还能担当起应有的使命吗？

如此担心并非多余。在一些地方，已经发生过大面积的破坏选举案。比如湖南衡阳。2013年，共56名当选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今年两会上，张德江委员长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案件教训十分深刻，必须引以为戒，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如何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源头严把代表选举关。10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在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要从严审定人大代表资格，从源头把好代表选举关，以保证人大代表质量，切实履行好职责，严控代表选举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贪腐行为。这一建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从一些案件看，存在诸如代表结构失衡、代表身份失真等问题，个别地方企业负责人占了提名代表总数近一半，基层工人农民代表难以得到提名。凡此种种表明，选举的源头必须清正。有效办法就是加强领导和监管，严把提名关。

中央提出要切实加强党对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领导。如何领导？就是各级党组织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放任自流。选举程序是否规范？制度是否完善？资格有没有问题？是否存在荣誉性安排、搞利益交换等问题？政治素质、廉洁自律、作风形象怎样？这些都需要有关组织、纪检、人大部门积极介入，在位而不缺位，守位而不越位。如此才能把好关口，防止滥竽充数者、腐败投机者蒙混过关。

要看到，介入不是乱干涉，严管不是包办。严把人大代表选举关，目的是把不合格的人剔除出去。守住了这个底线，人民想选谁，这是人民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正因此，严把选举关，关键就是要明确底线的具体原则、可操作办法，同时防止出现越位等现象。

还必须看到，从制度设计上着手，监督的机制不能缺位。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某一级党组织领导选举工作，不等于不要对这一级党组织的监督。让监督如探照灯，才能防止任何人、任何组织搞不正当行为，行破坏选举之实。同时，责任追究制度也必须坐实，不能光打雷不下雨。无严厉追责，制度就如同纸老虎，再怎么加强领导、严把关口都将无济于事。如此，选举源头才会纯净，人大代表也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履职尽责。

预算审查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开幕以来，不时有人大代表就预算发表意见的消息传来。根据前方媒体报道，有些代表审得很认真，也有些代表抱怨看不懂，还有些代表委员准备以“打酱油”的心态去对付。

这种“打酱油”的心态，有可能使政府失去一次“被监督”的机会，这样的人大代表有负于人民重托。“两会”会期其实很短，代表委员履职任务很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变成“打酱油”的了。这就要代表学会抓主要矛盾。什么是“两会”的主要矛盾？政府预算审查是其中之一。

政府预算，就是可供政府一年中支配的“钱袋子”，按照现代政治的通行原则，其规模、结构、流向要由民意代表说了算。

在我国，审查和批准预算是各级人大的关键职能之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人大除行使立法、选举等权力外，主要就是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预算草案每年在人大开幕会上就作大会报告了，代表的审议可与会期相始终。

人民当家做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抓住预算这个牛鼻子，管好政府的“钱袋子”。政府每年花多少钱、钱怎么花，要由人大代表说了算，不能由政府官员信马由缰。

这两年，人大代表“管钱”意识在增强，管的条件也在成熟。过去，政府预算“专业性强”，人大代表反映看不懂，不好监督。如今，预算报告越来越通俗，普通代表也容易理解了。人大代表审议预算时，各种批评和意见多起来，但预算还是很容易就过了。

是不是预算编制已经近乎完善了？肯定不是。比如虽然中央反“四风”，但仍有官员有钱任性，躲到隐蔽处所大吃大喝；还有年底突击花钱的问题，每年曝光，每年依然故我。人大代表不仅要亮明观点，还应发出明确的示警信号。只有人大代表硬气起来，预算编制部门才会如临深渊。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人大因为较真，使地方预算的审查有了实质进展。广东省人大代表连年挑刺省财政给机关幼儿园编制巨额预算，促使有关部门承诺逐步取消机关幼儿园；代表批评预算过粗，其省级预算已由类级科目细化到款级科目。广东、湖北等省在编制地方预算时，主动与人大代表沟通，听取代表的意见。

全国人大是更高的政治平台，国家预算有更高的公平性、科学性要求，人大代表要有更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不能抱着“打酱油”、“走过场”的想法。

管住了政府的“钱袋子”，正是反腐的“治本之策”之一。现在很多人斥责“权力任性”，权力任性的重要原因是权力有钱，于是吃喝玩乐，大建楼堂馆所，或者乱上项目。管钱的代表一认真，他们就没有了任性的本钱。从这种意义上说，人大代表也可以当打虎的武松。

11日，全国政协围绕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稳定，答中外记者提问。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谈到，中国城乡、区域、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存在教育差距，这其中尤其是城乡差距应特别重视，建议在薪酬体系上，农村教师比城市老师有20%—30%的上升，以留住乡村优秀师资。

多因素降低农村教师职业认同感

中国教育报：近几年随着城区“大班额”问题日益突出，周边城市新建了不少学校，一些农村学校的骨干教师就被挖走。深究其原因，最主要还是农村教师的待遇相对较低，基础条件较差，职称评聘及评先评优机会少，在荣誉体系处于末端。而且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教师也遭受此冷落境遇，职业认同感不强，不能安心在农村任教。

微信公众号“早报学堂”：辛劳的付出，却换不来相匹配的回报，最现实的待遇问题，随时动摇着乡村学校的人才根基。除了微薄的待遇，乡村环境的艰苦、发展空间的狭窄、社会身份的尴尬，也令农村教师职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日益减弱。

“@张口评论”（校园公益活动人士）：农村教师奇缺，真正的问题在于，不是待遇的问题，而是编制和财政的问题。在山东城乡教师待遇基本一样，但缺少编制，代课老师的工资差别就很大。

缩小城乡差距不能拉高就低

安应民（教育经济和公共管理研究学者）：在我国财力分配格局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却很少承担农村教育经费的责任，而财力薄弱的县级财政却承担了大部分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而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主体重心偏低，“重城轻乡”、“城市优先”。这种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是导致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的制度性因素。

李淼（中国社科院博士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教育、文化、公共卫生投入力度的加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拓宽和基建水平的提高等，都需要大量资金去完成，更是加重了县级基层财政的负担。而县级财政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与义务教育支出的刚性特征不相适应，致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裴毅然（文化学者）：城乡教育差距，根子在于城乡经济文化的综合差距，不可能于短时期内补平拉齐。指出城乡教育差距，有助于公众认清这一现实，思考酝酿解决方案，但若以拉高就低的方法拉平差距，那就会引出另一种不公平。

城乡一体化才是出路

邬志辉（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如果保留了学校，而无法配备优秀的教师，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子女就只能接受劣质的教育，在“知识改变命运”和“教育蕴藏财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分层化的教育无疑是对社会公正的严峻挑战。提升农村教育职业的吸引力，不只是对农村教师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平等受教育权的尊重和对社会正义的张扬。

李淼（中国社科院博士后）：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社会分层因素和教育公平之间相互的影响，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只要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得不到根本的改革，终将制约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导致教育的不公平。而教育不公平将进一步影响并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加大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阻碍社会各阶层的良性流动。因此，单纯通过教育政策的改革并不能实现教育公平，只有通过城乡一体化逐渐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政治透明公平，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才能推进教育公平。

两会议政热点不断，有的批评地方限牌，有的吐槽立法滞后，有的炮轰特权腐败。此起彼伏的争论交锋中，备受关注的时常是那些敢说话、愿意说话的人。有必要超越浅层的热闹与嘈杂，不只是追热点和比谁更有胆量说狠话，而要去打捞和倾听那些在两会舆论场中沉没的声音。

相比过去，来自基层的代表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他们的“基层”身份在媒体那里也有了“新闻点”。领导人到各个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也都强调把更多的发言和互动机会留给基层代表。“少报道领导，多报道基层代表委员”，体现着政治的进步。

但基层代表的声音在舆论场中还是有些弱小，“追星追官追热点新闻人物”的报道惯性，使基层代表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虽然基层代表获得了表达机会，但在一些媒体报道中，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基层代表的“传统剪影”——或者是“激动得说不出来”，或者是“她那淳朴的乡音，逗乐了很多代表”。标签化的刻板描述外，很少能看到基层代表到底说了什么，反映了什么问题，表达了什么困惑。基层代表的讨论发言，有时到媒体那里，就剩下一句话：“听了领导的讲话，憨厚的她露出会心的笑容。”

一些基层代表说得可能不如那些明星、高官和专家代表好，话语粗糙，缺乏新闻点，没有“料”，但反映的是实在的问题，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两会不是比谁“说得更好”的秀场，而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平台。基层代表在日常语境中往往缺乏表达机会，在两会这个议政平台上，应该多给他们话筒和镜头，让他们的声音和利益不再缺席。

基层代表是没有机会说，而有些代表是不敢说，比如在涨工资的问题上，有着公务员身份的代表可能就怕舆论和公众拍砖。尽管很多人反对公务员涨工资，但基层公务员的待遇确实有待改善，他们肯定希望代表们能说出自己的心声，寄望通过沟通赢得舆论的理解。

不仅是公务员涨薪的话题，一些在平时争得不可开交的问题，到两会上反而冷下来，争议背后的民意，也就成了沉默的声音。

另一种被淹没的就是“不同声音”，不愿表达反对声。比如，几年前媒体曾采访过一个校长，他高调反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认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在资源仍以行政级别来分配的体制中，如果只是大学去行政化了，等于把高校逼入绝境。相信很多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却保持了沉默。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很多时候，讨论就成了自说自话，没有形成有益的辩论，自然也就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参加政协记者会时，认为教育公平问题首先是城乡教育公平问题。对此，他为农村和城市实现教育公平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也许是一个粗暴的建议”：农村教师的待遇高于城市教师20%-30%。同样的观点，也曾经从好几位代表委员的口中说出，而且亦不乏教育界人士支持。

像俞敏洪一样，为实现教育公平支招的代表委员，还有很多。有浙江山区的县长认为：“各级政府对教育舍得花钱，关键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让每分钱发挥最大效益。”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则感慨：我们那里的基础教育不错，一些在安徽上不了一本的学生，在其他城市却很可能上重点大学。更有河南的人大代表在会场鞠躬，要求为河南孩子提供公平受教育的机会。

谁都知道，教育公平不是新问题。许多代表委员年年提，它也年年成为两会热议话题。凡是两会上长盛不衰的话题，多半因为多年来一直没有取得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如果细看代表委员的发言，还能发现，尽管教育问题讨论起来很热闹，但很多发言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这就让“公平”二字转为利益分配难题。

教育公平从来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俞敏洪发言刚落，网上就有评论反驳：依靠财政来提高农村教师待遇，让农村教师待遇超过城市教师待遇，不大可能。这既是一个“钱从哪里来”的简单质疑，也是一个现实困局。在一些农村地区，老师能够按时足额收到规定工资，便已经称得上是一项保障教师权益的成果了。要让农村教师收入高于城市教师，要看各地财政愿不愿意在别的地方割肉，比如少办一点面子工程，把教育的里子给办好。

还有些改革的呼声，不光需要资金投入，还需要割掉一些教育既得利益地区的肉。高校招生，分省录取，北京、上海等聚集一流大学的地区，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高考录取率上，大城市占优势，其实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在大学招生数量不再增加的前提下，要实现各省相对公平的招生计划，势必牵涉到一些地区的指标缩减。这块“肉”，当地教育界不愿割，考生家长不愿割，招生院校为了获得本地资源的支持，也并不乐意配合。

教育不公，归根结底是发展的不公。教育城乡差距大，就是城乡发展差距大，农村地区缺乏经济实力来提高教育待遇，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其实，教育的地区差异，换一个角度思考就是，为什么一些省份没能办好家门口的大学，或者说为什么获得投入的总是那几所大学。一位代表在会议期间说了这么一句老实话：“当前一些教育不公平其实是出生地的不公平，你出生的家庭决定了你能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但是，我们不能等着发展跟上了，才消极被动地解决教育不公问题。实现教育公平应有超前意识，就是要有“割肉”的勇气。否则，我们老是会陷入这样的循环怪圈：因为教育没搞好，所以发展跟不上；因为发展不够好，所以教育办不好……搞好教育公平，有些时候就要拿出砸锅卖铁的态度来。况且，其实锅也不用砸，铁也不用卖，单单少盖几座大楼，少修几个广场，也许就有很多教师的待遇因此提高。

【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效率在不断提升，同非国有企业的差距在缩小甚至保持平衡。因此，探讨国有企业的改革，最为有意义的是推进那些帮助国有企业提升效率及市场竞争力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深化。】

据媒体报道，两会期间，中央深改小组办公室、发改委的副主任穆虹透露，国务院成立了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作为今年改革的要点，尽快推进。设立高级别的领导小组，无疑有利于国企改革的推进。

1978年以来，在实施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我国开始逐步放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二者的发展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不断提升，而国有经济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这种升降带来的反差则是源自于二者的效率不同，即国有企业的效率要低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革也逐渐提上日程。

让国有企业私有化，这在当时的改革中还是一项不可能的选项。因为这里不仅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而且更是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就已经十分不容易。所以，既然推进改革，选择只能是市场化。但是，当时的国有企业都是运行在计划体制下，它采取的是适应计划体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加之国有企业还背负着计划体制下给予企业的各种社会负担。因此，计划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非国有企业在共同竞争时，具体就表现为国有企业效率低。

但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不能简单地否定国有企业的存在，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它应该被视作是中国经济转轨的必要成本。虽然处于渐进改革中的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经济发展没有达到最优，但相对于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带来的损失，这种国有企业渐进改革的次优选择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国有企业改革本身就是对传统国有企业体制以及其伴随的低效率的否定，尤其是产权主体多元的公司制改革就在积极行动。实际上，改革推进至今天，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已经很少，即使存在，多数已经停止经营，所以，这时再谈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多项研究表明，改制国有企业效率要高于未改制国有企业。此外，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效率在不断提升，同非国有企业的差距在缩小甚至保持平衡。因此，探讨国有企业的改革，最为有意义的是推进那些帮助国有企业提升效率及市场竞争力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深化。

在国有企业面临深化改革的今天，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并进而否定国有企业存在丝毫没有现实意义。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并非永远低下，它正在不断地改进，而且未来，它的效率将会趋同于非国有企业。

目前，国有企业改制已经在开放股权，非国有企业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将是常态。这样的多元产权的国有企业，它的效率必然是相近或相同甚至是高于非国有企业，因为，哪怕是多元产权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非国有产权完全可以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情况下选择退出并转化为非国有产权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保证所有权的前提下，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可以参考借鉴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从而帮助国有企业通过严格精细化的管理实现效率提升。在现实中，各种多元产权国有企业在不断地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也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说明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融合于同一企业的多元结构，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一种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尝试。

□许保利（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