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问题在于，如此强硬的“控烟令”，如何做到刚性执法？身边有人抽烟，谁来出面制止？

情感攻势更有力量

近日，朋友圈有段很温馨的视频，得到不少网友的点赞和转发。两个童声童气的小孩，上街找人借火，镜头里的每个抽烟者都拒绝了孩子的请求。孩子们随后递出一张爱心纸条，上面写着“你关心我，但为什么不关心你自己呢？”很多抽烟者看后，露出了会心的笑容，随之掐灭了手中的烟。

稚嫩的面庞、童真的话语、暖心的纸条，构成了强烈的感情攻势，制服了“任性”的烟瘾。这个视频也启发我们：“史上最严”控烟条例生效之后，要想扭转在公共场所抽烟的风气，执行必须从严。不过强硬手段之外，不妨也多打几张感情牌。

毕竟，严厉的处罚难免给抽烟者带来冷冰冰的感觉，还有可能诱发逆反心理，甚至有时会因为处置不当，引发激烈冲突。如果公共场所多一些体贴入微的禁烟标语、撩动人心的戒烟图片、感人肺腑的公益视频，让严厉的禁烟多一些温度，效果或许会更好。

（@xuanyacy）

让“控烟文化”内化于心

去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村里的会议。会议室开着空调，主持人会前宣布，室内不准吸烟，并把烟灰缸拿到室外。可没多久，与会代表一个个坐不住了，纷纷起身到室外吸烟。人员频繁进出影响了会场秩序，主持人不得不把烟灰缸拿回室内，默认了室内吸烟的惯例。

禁烟之所以难见效，关键就在于没有形成控烟的良好氛围。一方面，生活中，逢人递烟依然被视作一种“礼数”。请客吃饭，人手发一包烟，表示主人大方客气；婚丧喜事，发烟还是一道“回礼”的必要程序。另一方面，即使有控烟令，但对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听之任之。

让“控烟令”发威，除了从严执法，关键是用“控烟文化”代替吸烟惯例。比如，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控烟条例，主动劝说不要在室内吸烟，引导大家形成遵守规定的自觉，提升对室内吸烟的敏感度，共同营造禁烟气氛。

（@庄永明）

突破烟瘾的包围圈

抽烟的人，不少都有戒烟的经历，有的试了多次都戒不掉。我有位同事，烟龄超过20年，多次戒烟，还是管不住烟瘾。一次，和一位戒烟典型交流之后，把“每天吸烟20支以上是肺癌高危人群”听进去了，决定戒烟。结果，现在真戒掉了。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这句话对禁烟同样适用。“禁烟令”的出台，作用不可低估；但禁烟的外部约束，最好能深入内心变成戒烟自觉。每一个戒烟成功的人，都是因为有了自律意识、道德自觉。社会需要做的，是帮他们下定决心，走出烟瘾的包围圈。身边的“戒烟典型”现身说法，往往能让吸烟者感同身受，帮助他们解开思想扣子，迈开戒烟的关键一步。

实现全面控烟，除了执行“控烟令”，还应多发挥“戒烟典型”的示范作用，多创造机会让想戒烟者和“戒烟典型”对对话。这对于提高自律意识，形成戒烟自觉，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毛开云）

【“罚单”不仅是对随意吸烟者的警告，也表明一套行之有效的控烟机制正在建立、运行之中，并将成为公众的健康权利不被侵害的有力保障。】

6月1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将于6月1日至3日连续三天，在全市范围内集中执法力量开展对重点单位的监督检查，为集中行政处罚阶段做好准备。在连续三天集中督查过后，本市将在6至8月进行3个月的集中行政处罚。（6月2日《北京青年报》）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京版控烟令，昨天起正式实施。《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内容全面，共有30条规定，然而北京人对条例的“京味儿”概括，却是简单明了：凡是“带顶”、“带盖儿”、露天人密的地方，都不可以吸烟。控烟令之所以“最严”，因为条例是迄今为止内地最严格的一部控烟法律法规，也是最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的法规。北京的控烟法规走在了国内最前沿，不仅让全国各地拭目以待，而且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可谓“举世瞩目”。压力也由此而来，北京控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执法人员昨天对北京某餐厅开出了首张责令改正通知书，由于目前尚处在监督检查阶段，所以只是责令改正而并无罚款。尽管如此，从北京市目前的工作力度看，在未来的集中行政处罚阶段，本轮控烟开出一批带罚款的罚单，应该是可以预期的。罚款是行政处罚手段之一，通常情况下这一手段的使用会招致舆论的反弹。然而，在我国控烟进程中，舆论对有关罚款的质疑却是“为何这么少”。北京市2008年实施《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但多年来，一张罚单都没开过。深圳市今年采取“罚款策略”，实施以来禁烟效果明显，而此前该市被媒体质疑“控烟14年无一张罚单”。济南市早在1996年就出台控烟禁令，但实施近20年来，也是零罚单。

上一轮中国控烟行动中，“没有罚单”这一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从实施效果看，上一场控烟行动是打了折扣的。近年来，多数发达国家采取了有效的控烟措施，吸烟率呈明显下降趋势。我国虽然在2003年就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着手控烟工作，但统计显示，十多年间，全国卷烟每年生产总量不降反升，而且是暴涨近四成。目前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吸烟人数占世界总吸烟人数的近30%，排名第一，我国每年有约14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没有罚单的控烟”，是中国上一轮控烟行动打折扣的真实写照，也是本轮控烟必须记取的教训。“没有罚单”只是表象，其背后是控烟执法主体不明确，执法力量覆盖不足、执法主体积极性不高、监督问责力度不够等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在本轮控烟行动中，各地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打破“没有罚单”的僵局。深圳今年以来严格控烟，采取公安、城管、卫生监督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前4月已处罚2000余人。北京市已有千余名卫生监督员走上街头开展控烟执法检查。同时，各区县也将以多部门共同检查的方式进行控烟监督。

一谈到罚款，总会有人说，罚款解决不了控烟问题。但事实上，以重罚和大幅提高烟草税负为主要特征的控烟举措，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烟草危害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烟草给我国带来日益沉重的疾病负担和社会负担，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罚单”必须有。“罚单”不仅是对随意吸烟者的警告，也表明一套行之有效的控烟机制正在建立、运行之中，并将成为公众的健康权利不被侵害的有力保障。

【烟草公司当然是香烟危害的直接受益者，但从更深层次上看，禁烟最大的对手，还是在于烟民本身，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人对嗜好与健康之间的选择。】

6月1日起，北京控烟条例正式实施，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毫无疑问，禁烟会得到众多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当然也有人反对禁烟。那么，谁是禁烟运动的最大阻力？

不管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烟草厂商，为了追求利润，从来都站在禁烟运动的对立面。

一直以来，当今世界上第一大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和英美烟草公司都在与各种禁烟运动作斗争。在欧洲，他们与英国政府烟草广告限制措施作斗争；在非洲和亚洲，他们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游说和开展市场活动；在美洲，他们与墨西哥高昂的烟草税作斗争。此外，他们还控告乌拉圭与巴西政府，认为政府香烟包装上强制的图片没有准确地描述吸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丑化了烟草公司。

烟草公司当然是香烟危害的直接受益者，但从更深层次上看，禁烟最大的对手，还是在于烟民本身，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人对嗜好与健康之间的选择。

人们一般认为，人为了安全与生命，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错觉，在很多时候，安全与健康并不是第一位的。趋利避害仍然成立，但是，潜在的、之后才会看到明显结果的风险与损害，往往屈服于当下的、明显的收益与所得。比如，虽然坐摩托车没有轿车安全，但是，摩托车成本小，容易购买，人们对速度的需要压过了潜在的不安全，所以人们仍然会购买摩托车。对于香烟，吞云吐雾带来的放松，对尼古丁的依赖，都压过了未来的、潜在的健康损害。

但无论如何，在真实的健康损害的结果前面，人的观念仍然会发生改变，哪怕是几十年的老烟民。

人的短视是难以避免的，严格的说，仍然是人的一种权利。所以，禁烟运动，只有通过长期的、耐心的工作，把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普及开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反复强化，在潜移默化之中，观念自然会慢慢转变，成为一种外部压力，促进老烟民戒烟，阻碍新烟民的产生。

随着对香烟危害的认识，全球范围内，禁烟运动蓬勃发展，香烟广告与影视作品中的香烟也越来越少，相关审核也越来越严格。香港电影《志明与春娇》讲述的故事，正源于禁烟。由于香港禁烟令的实施，当公共场所被宣布禁烟后，于是，小巷弄堂便成了在附近写字楼上班的白领排解烟瘾的聚集之地，志明与春娇就在此相遇。有趣的是，香港控烟监管部门表示，《志明与春娇》过多抽烟情节，可能造成青少年儿童不良意识，正是该影片在香港被列为三级片，青少年与儿童不宜观看的原因之一。

除了反复的宣传以改变观念，价格机制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从5月10日起，我国执行全新烟草税收标准，大多数零售价涨幅10%，但人们直观的感受是自己并不会被香烟涨价影响。香烟加税能否帮助烟民戒烟？实际上，消费是有弹性的，微小的价格涨幅似乎并不足以改变人们的选择，价格只是影响人们选择的诸多因素之一，观念的变化、健康的忧虑一直存在，香烟涨价，即使只有一两块钱，也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改变人们的行为，促进戒烟的发生。根据相关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烟草税收的提高，能够有效地抑制抽烟行为。

当然，应该看到，观念与价格机制的作用虽然是巨大的，但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从这个角度看，禁烟运动是场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明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也将正式实施，届时，北京市包括写字楼、餐厅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彻底叫停所有烟草促销活动。按照规定，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违规吸烟的，最高将被罚款200元。（5月31日中国新闻网）

我国烟民已超过3亿，从另一个角度讲被迫吸“二手烟”者将超过这个数字的几倍，导致整个社会“烟雾袅绕”，因烟染病“节节攀升”。对此，上海、杭州、广州、天津、深圳等十余个城市出台了控烟条例，但收到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北京6月1日起实施的《控制吸烟条例》的命运同样令人担忧。该“控烟令”如何挣脱“一纸空文”的桎梏，是社会各界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北京相关部门将控烟的管理主体责任，落实到了禁烟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条例》明确“没有及时对吸烟者进行劝阻、劝离或者投诉等举措的，将被市或者区、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禁烟场所管理者和经营者的主动作为意识。但这样的规定也只是对禁烟场所管理者和经营者禁烟“动作”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只要“动作”到位，不管结果怎样，都不会受到处罚，也不管吸烟者是否继续在禁烟区吞云吐雾。这显然是不行。

笔者认为，要确保“控烟令”挣脱“一纸空文”的桎梏，还得把法律强制性和社会道德约束性紧密结合结合。

前不久报道称，四川绵阳交警为防止行人闯红灯，采取摄像头自动抓拍，然后在市区电子屏上轮流播放闯红灯者视频，效果甚佳。对于控烟也完全可以采取相同的措施，对在公共场所吸烟，且劝阻无效者，就应该利用监摄设备，将吸烟者的丑行曝光无遗，用舆论的力量，阻止违规吸烟的猖獗。于此同时，可以在禁烟场所安装烟雾警报器，让违规吸烟者顿时曝光在群众“雪亮”的眼球之下；还可以建立群众投诉举报有奖机制等等，让大众监督与执法监管同步进行。

“吸烟有害健康”绝不是一句空话、大话、假话。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吸烟不仅危害自己的健康，而且也危害身边人的健康。笔者作为烟民，在全面控烟的大环境和珍爱生命的前提下，也会考虑戒烟。同时也奉劝所有“烟友”，吸烟时应注意环境，多考虑别人的感受。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烟草，这个15世纪末从美洲传入欧洲，16世纪传入我国的舶来品，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征服了全世界。

虽说在吸烟的问题上可谓“环球同此凉热”，但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烟民人数在国际上已是“独领风骚”。据统计，我国的吸烟人口超过3亿，约占世界吸烟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吸烟的危害有多大？在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达136.6万。这一数字，远超艾滋病、肝病、结核等传染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和。

相对于国际控烟的节奏，我国有点慢半拍。在发达国家的卷烟包装盒上，警示图片醒目而惊悚，而我们只有一句不痛不痒的“吸烟有害健康”；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公约缔约国当中，烟草税占零售价的比例平均达到65%，而我国经过最新一轮调价也仅达到55%；发达国家控烟法规令行禁止，已内化为公民的自觉，而面对北京新近出台的“史上最严”控烟令，却有烟民想出了种种应对的手段；全世界有超过20个国家实行指定烟草税用于卫生事业，而在我国，烟草部门却还紧紧抓住部门利益不放。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点燃一根烟的时间、场合是文明程度的标尺。出台各类控烟令，就是要通过制度刚性、执法韧性，提升公民觉悟，培养公德意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就是有人听不得规劝，不在乎自身，也想不到他人还有健康的需要。法令之下，想到的是种种规避的手段，窃喜的是法规执行力上的短板。恐怕我们社会的文明素养还需要大踏步地迈进，才能认识到令行禁止不是“猫捉老鼠”的游戏，而是一项多方共赢的利好。

人人不抽烟，从愿景到现实还有多远？从现实情况来看，恐怕并不会轻易实现。但是这一天不应该很远也不能很远，因为世界无烟日的第二天就是“六一”儿童节，难道我们要让下一代继续承受烟草的危害吗？我们留给未来的还是一个烟雾缭绕的环境吗？想到这，控烟的法规就应赶紧上弦，调价的研究就应再接再厉，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下定决心和吸烟说“不”。

【无论是制度本身,还是制度落实,在控烟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之前,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史上最严”,而是要从“最严”向“更严”不断迈进】

5月31日是第28个“世界无烟日”,不过更受烟民关注的是,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也将正式实施,届时,北京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按照规定,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违规吸烟的,最高将被罚款200元(5月31日中新网)。

今年“世界无烟日”,国内最大看点应该是《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该条例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不仅是因为对禁烟场所的违规经营者、管理者、个人吸烟者的处罚力度加大了,也是因为在“带顶带盖”的公共场所100%禁烟等规定。再加上不久前大幅提高卷烟消费税,整体控烟效果值得期待。

虽说2003年我国就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统计发现,2004至2014年,全国卷烟生产总量从18744.13亿支,增加到2014年的26098.05亿支,十一年间增加了7353.92亿支,增长率39%。这意味着过去十多年控烟谈不上成功。在这种背景下,多个城市出台控烟令十分有必要。

截至目前,我国有16个大中城市立法控烟,其中,北京、深圳、长春等城市出台的控烟条例被舆论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虽然这种“最严”显示了城市决策者、立法者控烟的决心,但很显然,这种“最严”还只是“纸上最严”,控烟令能否“落实最严”,从过去一些城市的情况来看不容乐观。

以长春为例,去年3月初开始实施防止烟草烟雾危害办法,和北京的控烟条例有很多相似之处,要求所有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并提出了卫生监督机构“一家执法”的控烟模式。但媒体记者发现,部分学校、医院和大部分中小餐馆、宾馆仍旧是监管难点,违规吸烟现象比较常见。

为落实“史上最严控烟令”,北京有关部门不但组建了控烟卫生监督执法协调小组,而且1000多名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将会行动起来,同时开通了12320投诉电话方便市民举报。但《北京日报》最近仍指出,最严控烟令执法面临五大难点。可见,“最严”控烟令要想执行到位,还有不少现实难题需要破解。

即使“史上最严控烟令”执行不打折扣,笔者认为,实际控烟效果恐怕也有限,这是因为,条例本身的惩罚力度还不够。比如,根据北京控烟条例规定,个人违规吸烟的,可以处50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这样的处罚力度相比其他一些国家,威慑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以巴西为例,个人在公共场所吸烟最高可被罚款1600雷亚尔(约合4800元人民币)。另外,一旦餐厅酒吧等被发现有人抽烟,第一次会被重罚,第二次罚金加倍,第三次停业整顿48小时,第四次则停业30天。正因惩罚如此严厉,禁烟效果十分明显。所以,我国控烟令不能停留于“最严”,下一步还要“更严”。

笔者以为,要警惕一些城市的控烟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之后,陷入孤芳自赏。“史上最严控烟令”只是相比以往控烟制度而言,但坦率地说,以往控烟制度还谈不上有多“严”,否则,卷烟生产总量不会快速上涨。我们不能只和自己过去的控烟制度比,还应该与其他国家的控烟经验来对比提升惩罚力度。

总之,无论是制度本身,还是制度落实,在控烟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之前,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史上最严”,而是要从“最严”向“更严”不断迈进。尤其是,除地方立法控烟力度需要不断加大外,国家版控烟令更要给力。《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去年11月征求意见后至今尚无下文,期待早日出台。

“带顶儿”的地儿不能吸，“露天人密”也不能吸。6月1日，在第二十八个世界无烟日的第二天，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在北京正式实施。世界卫生组织评价：北京控烟条例在无烟环境方面，是“最符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精神的立法”。

公共场所禁烟，民之所愿。调查显示，当前北京成人吸烟率为23.4%，成人吸烟者约419万，深受二手烟毒害的有1000多万人。全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占世界吸烟总人数近30%，约有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为此，国务院法制办2014年11月公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可谓中国控烟工作的巨大进步，也是中国控烟迎来“最好时代”的重要标志。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全国性无烟法规实施探路。近年来，“史上最严”的禁令并不罕有，各地陆续出台地方控烟条例，可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仅仅是“纸上最严”。人们关心的是，北京的“最严”模式能否执行到实处，复制到全国？

公共场所能否有效禁烟，立法、执法、守法一个环节也不能少。无烟立法本是公共场所禁烟的一记“重拳”，但过去由于立法与执法上的双重缺陷，结果往往变成“空拳”：在立法上，法律规定刚性不足，原则性与宣传性内容较多，实际可操作性不足；在执法上，执法主体不明确，无法有效执行，执法手段太软，最后的结果就是“十几个部门掐不灭一支烟”。而且公共场所吞云吐雾的“瘾君子”到处流动，等到执法人员赶到，早已是“灰飞烟灭”了。

北京此次控烟，实行“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监督”的原则。其中，“单位负责”有望成为一大利器，从监督流动的烟民改为监督固定的单位，强化法人的主体责任地位，控烟不力的单位将被惩戒。另一方面，控烟不能光靠传统“盯”“管”“跟”。条例提出，管理者可以利用烟雾报警、浓度监测、视频图像采集等技术手段，加强对禁烟场所的管理。而条例引起各方关注，也正可让更多人认识到吸烟和吸二手烟的危害，是转变中国“烟文化”的好契机。

牵一“法”而动全身。控烟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一个条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六项控烟措施包括：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政策；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高烟税。其中任何一项成为短板，都会影响整个控烟工作的进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在我国，控烟老大难的局面正在慢慢改变：20年首次修订广告法，禁止烟草广告；6年来首度调整烟草消费税，实现税价联动……不过，让各项控烟举措真正落到实处，依然任重道远。

“点燃卷烟的一刹那，你也点燃了死亡的导火索。”据研究，吸烟者人均期望寿命也要比总人群平均期望寿命短15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概念，而烟草已成为威胁中国人健康的最大“杀手”之一。由世界上最大烟草生产、消费国，转变为世界上最积极控烟国，才能助力打造健康中国。

【期待北京市控烟走出刚劲一步，在施行中成效显著，不仅为其他地方树立标杆，更能助力我国的控烟进程。】

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下文简称条例）正式实施，上千名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将前往学校、医院及各大公共场所进行检查，并开展为期3个月的集中行政处罚。

所谓的“迄今为止中国最严格的一部控烟法律法规”，绝非浪得虚名。它严在规定细、力度大，比如，凡是有房盖的地方、露天有人排队的地方都不能吸烟，不管是办公室、餐厅、台球厅、网吧还是幼儿园、中小学校、体育场、儿童医院，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条例一刀切，就是如此任性。它更严在全民动员，比如公众发现有人在“禁烟区域”吸烟，可以拨打北京市统一举报电话12320，也可通过“无烟北京”微信进行投诉。

有了这两严，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执法部门雷厉风行，快速出手。众所周知，当前国内也有一些地方施行控烟条例，但效果并不如人意。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制度太疲软，也不是公众缺乏监督热情，而在于执法部门有心无力，或者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于不少地方常年开不出一张罚单。难道所有的烟民和餐馆老板全都那么自觉？非也！是执法部门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政思维。

而北京市的控烟条例，更严在执法人员已整装待发，全力以赴。有个细节是，自今天至3日，市卫监所将连续三天在全市范围内集中执法力量开展对重点单位的监督检查，为集中行政处罚阶段做好准备。有限的执法力量将全部出动，这是士气，也是底气。也许有人会说，搞运动战有意思吗？雨过地皮湿，过不了多久就会一切如旧。其实，不可否认运动战的意义，造成声势有助于打开控烟的新局面。从运动开始并不等于就忽略了常长二字。执法严格常态化，经常抓，长期抓。常抓不懈，必有效果。

当然，也有人对条例抱有担心。比如，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排队等候队伍中吸烟的，由市或区、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0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罚款是“可以”而非“必须”，会不会显得偏软？不实行一点就罚，为执法预留一定的空间，这未必是坏事。而且，这也不妨碍执法从严。像英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等地，控烟之所以彰显效果，就在于有狠招，也在于真罚，不留情面，不说空话。

执法部门已经准备好了，烟民准备好了吗？尤其是一些餐馆，准备好了吗？以往，有食客不自觉抽烟，当其他食客要求服务员或餐馆老板制止，往往碰一鼻子灰。在利益驱动下，少数餐馆老板不愿意阻止食客抽烟。当条例施行后，餐馆老板再不作为，可就吃不了兜着走。条例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个群体或某家餐馆，而是针对所有人和所有场所，敬畏条例，别等到条例找上门来。条例有尊严了，经营者才能和气生财。

控由手和空组成，有手段才不落空；手段不落空，控烟有效果，才不会如烟飘散。日前，为表彰北京在严格控烟立法中的领导力，世界卫生组织特别授予北京市政府“世界无烟日奖”。这是嘉奖，更是期许。期待北京市控烟走出刚劲一步，在施行中成效显著，不仅为其他地方树立标杆，更能助力我国的控烟进程。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石川

今天起，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正式实施，届时，北京市包括写字楼、餐厅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彻底叫停所有烟草促销活动。按照规定，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违规吸烟的，最高将被罚款200元。（5月31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各地“史上最严”的控烟法规层出不穷。此前，全国150个城市和地区，均颁布了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但因种种原因有规难行。比如，2014年3月1日，深圳出台规定，对违反《控烟条例》者将处以50元至10万元不等罚款，被舆论称之为“全国最严的控烟条例”，但至今鲜见开出“罚单”。北京这次将执行“史上最严”控烟令，也被网友称之为“纸老虎”，其推广“劝阻手势”，也备受质疑。

统计显示，虽然近六成市民知道北京控烟令将实施，但超六成市民表示不会劝阻吸烟。而在此前，为配合即将实施的控烟令，北京控烟协会发布了待选的3个控烟劝阻手势供市民票选。然而，劝阻手势未定，北京两名男子因一方在餐厅劝阻吸烟，双方大打出手。可见，市民劝阻吸烟的方式，存在风险。

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与全面履行公约的要求，尚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没有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而地方法规位阶比较低，禁止吸烟的场所有限且不统一，可操作性不强，难以起到应有的法律效果。更难说从源头对烟草生产、销售环节加强防控和管理。无法可依，各地在执行公共场所禁烟中，要么师出无名，要么各自为政；特别是在处罚上，要么是软弱无力的“花拳绣腿”，要么是侵犯私权的“奇拳怪招”。

“史上最严控烟令”是否是“纸老虎”，有名无实，关键还在于“严执行”。公共场所禁烟，不能止于地方法规，更不能依赖于市民劝阻。比如，德国制订并实施《制止被动吸烟危害法》，所禁场所具体，执法主体明确，处罚措施强硬，处罚标准量化，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就出来了。

【即便条例再严，罚则加重，仍需要通过民众观念转变和积极行动来实现美好的愿景。比“最严控烟令”更严的，乃是公民的责任意识，舍此，仍有可能沦为一纸空文。】

被誉为“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从6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规定，北京市包括写字楼、餐厅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均禁止吸烟，彻底叫停所有烟草促销活动。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违规吸烟的，最高将被罚款200元。

从今天起，北京市所有“有屋顶”的公共场域都将禁烟。在北京之前，已有上海、杭州、广州、天津、深圳等十余城市先后出台控烟条例，不能说这些条例不严，但结果均不尽如人意。“史上最严”的北京能不能名至实归，除了纸面上的严厉条文之外，还有待现实的积极响应。

人们也发现，此番北京市控烟新规应该注意到了执法及监督的问题，比如，除了相关的执法部门之外，禁烟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也要履行控烟义务，不履行这些义务的将被处以万元以下罚款；也鼓励一般公众劝阻或举报等等。

不过，即便条例再严，罚则加重，仍需要通过民众观念转变和积极行动来实现美好的愿景。比“最严控烟令”更严的，乃是公民的责任意识，舍此，仍有可能沦为一纸空文。

“京版”控烟条例覆盖的范围空前广泛，凡有屋顶处，甚至包括排队等不一定有“屋顶”的地方，都属禁烟区域，范围如此广阔，仅靠监管者显然管不过来，即便是厉行罚款，恐怕也罚不过来。此前，国内有城市试行对行人闯红灯过马路罚款，结果没有坚持多久就销声匿迹了，原因就在于违法的主体数量太大，仅靠罚并不能令行禁止。

因此，在禁烟问题上，有必要呼吁最广泛的公众参与，以确保新规能够落地。一方面，烟民们应充分认识到吸烟对自身、对他人、对环境的危害，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放弃这种“自愿选择的不良习惯”。特别是官员、教师、医生等有着较大示范效应的群体，更要严格守法，带头禁烟。另一方面，不吸烟者也有责任积极进行规劝甚至举报，不便或不敢当面阻止的，还可以拨打12320或前往微信平台“无烟北京”投诉举报。

必须明白，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吸烟者，研究显示，二手烟是7000多种化学物质的复杂混合物，其中含有至少69种已知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二手烟列为致癌物。即使是少量吸入二手烟，也会对健康产生危害。

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此前表示，控烟条例起到的作用主要还是规劝大家不要吸烟。只有全民控烟才能真正让条例落地。可见，不仅吸烟者应自重，公民也有权拒绝二手烟侵害，而并非事不关己。

说到底，若想真正收取控烟之全功，关键仍在于民众的习惯与观念能够跟得上法律法规。监督不仅仅是执法部门的事情，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有义务。这种担当与责任，既是对公众健康、公共利益的负责，也是真正的社会文明。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条例”的《北京市控烟条例》将正式实施。该条例可以理解为“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违者将处罚款。但我国自2003年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2004至2014年，全国卷烟生产不降反增，十一年生产卷烟近25万亿支，十一年间增加了7353.92亿支，增长率39%。（据5月31日央广网）

5月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提高烟草税；自6月1日起，北京加大控烟力度，违者罚款。官方普遍的论调是通过税费手段来控制烟民数量。但分析中国控烟十多年来的烟草生产的凶猛增长情况，明眼人很快就能发现，烟草不减产，控烟只会沦为笑谈。

提高烟草税能达到控烟目的吗？就目前的提税幅度来看，一包烟加个三块五块的，经济能力好的，完全可以不在乎，经济能力不好的，大不了降一个档次抽好了，别忘了，现在三块五块一包的香烟满街都是。罚款的作用更是有待观察，各地控烟条例层出不穷，但有实效的还真不多，何况在人情社会，谁来罚款还是个大问题。

罚款和提税是否有作用还有待数据的分析，但可以明确的是，在增加政府税费上将很快表现出来，中国三亿多烟民，税率由5%提高至11%，这将是一笔客观的收入。税费的增加，控烟投入是否也应该相应增加呢？中国控烟十多年，烟草生产和烟民的数量直线上升，可以说是与政府部门的消极作为关系极大。有分析指出，控烟难的背后，是地方政府成为烟草经济的利益推手，一方面，公款买烟、三公经费乱支出，让政府成为烟草购买者甚至推销者；另一方面，烟草专卖所带来的利润成为地方GDP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经济学家宋清辉就明确反对减少和限制卷烟生产，“后果不难想象，影响GDP增长，因为它带动了很多副行业的发展。”

既肯定控烟要从源头上控制，认为罚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又对减少卷烟的生产态度纠结暧昧，这也许是地方政府的真实写照。利益的纠缠成为中国控烟的最大问题。很难想象，中国的控烟履约机构是烟草专卖局，壮士断臂的勇气不是谁都有的，所以你看，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在烟草制品的包装盒上印制醒目、清晰、画面较大的黑肺、烂牙、病容等警示图案，尽管民间的呼吁已经好多年！

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导致控烟无法摆脱烟草企业利益的影响。控烟要先形成积极地控烟氛围当然没有错，但有一点应该明确的是，烟瘾不同于毒瘾，戒烟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和毅力，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减少烟草的销售不会引发社会问题。所以，控烟首先要做的是打破烟草的利益绑架，只有先打破了这种固化的利益，从源头上减少烟草的生产，严防烟草进口，再辅之以控烟宣传，加大处罚，如此，才有可能逐步控制烟民数量，助国民养成健康的习惯。

5月31日是第28个“世界无烟日”。更受烟民关注的是，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正式实施，届时，北京市包括写字楼、餐厅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彻底叫停所有烟草促销活动。按照规定，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违规吸烟的，最高将被罚款200元。（6月1日新华网）

不久前，官方刚刚宣布再度上调烟草税，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同时，对国产卷烟和进口卷烟的批发价格、建议零售价格进行调整，中国政府希望通过“税价联动”的手段促进控烟。

“控烟”对于公众来说并不陌生。2010年3月，杭州实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医院、学校等10类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商场、单位办公室等9类公共场所控制吸烟，违反条例的个人和单位将受到50元至2000元的处罚。此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兰州等城市，江苏、福建等省份相继推出控制吸烟条例。

在国家层面，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要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2014年10月，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上报国务院，同年11月，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

这些年来，无论是专业组织还是各级政府，为控烟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客观评价其成效却不容乐观。其表现之一，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严控烟令往往停留在纸面上。今年初，中国疾控中心通报中办、国办“领导干部禁烟令”执行情况，竟然有四个省区既未发文，也没有具体举措。换言之，就是没有执行。《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烟草制品销售者应当在“世界无烟日”停止售烟一天。该条例实施两年来，总体执行情况并不乐观。

当下的禁烟窘境，与禁烟逻辑混乱有着很大关系。笔者关注了网上关于北京禁烟令的各种讨论，很多网民都发出同样的疑问：为什么不把烟草企业关了？事实上，在各地控烟条例出台时，网民都有类似的问题。

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控烟付出的努力效果甚微，显然与没有弄清楚控烟逻辑起点有关。其实谁都明白，烟草企业是利税大户。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国内消费税772亿元，同比增长31.9%。其中，卷烟消费税344亿元，同比增长33.5%。卷烟消费税一项占比之大，可见一斑。“看上去很美”的控烟运动，在上述财政数据面前是不是有些滑稽？

见惯了影视作品中各类角色（包括伟人）吞云吐雾的场景，我以为，吸烟也就是一种个人嗜好，最多是不良嗜好。然而，随着各地控烟条例的出台，在公共场所吸烟实际上被上升为个人道德问题。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悖论，那些生产烟草的企业是功臣，而烟草消费者有可能成为罪人。话说到这里，已经无需赘言。控烟究竟应该从哪里入手？路径其实很清楚，关键是有关方面有没有勇气，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