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在解放过程中或发展实践中和男性相比确实面临着许多不同的问题，在妇女群体内部，由于阶层、地域、学历、职业、年龄等方面的差异，也使得问题的呈现各具特色。正是由于各种各样“妇女问题”的存在，在学术界才有了不同于男性的妇女研究，在实践领域才有了世界性的妇女解放运动/行动。

那么，面对各种各样的“妇女问题”，妇女研究者在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再具体讲，面对农村妇女的种种困惑，身居城市研究女性的研究者究竟能为她们做些什么？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虽然身居高校30多年，但每年都还要回去多次，年过八旬的母亲和年近八旬的婆婆成了我与农村割不断的纽带。每每回去，我耳闻目睹到村子里婶子大妈、兄弟姐妹关于“女人们”以及“两性之间”的诸多故事。比如，在家庭事务和婚姻关系的处理当中“男的应怎样，女的该怎样”的刻板印象极其普遍，其矛盾和口舌也经常不断，为此大打出手者也时有耳闻。

前些年，我常常自以为是地以“文化人”的身份教育甚至教训她/他们怎么做，也不管她/他们到底能听进去多少；这些年，我渐渐地学会了“倾听”（因为我知道我所说的“大道理”对她/他们根本就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她/他们自有一套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能产生一种“城里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时，作为“参与者”我只是以一种调侃的语气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男女对话或争论提出反问（如为什么男女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就不能置换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话题），在一笑了之中,她/他们日后的“行为”多少还是有所改变的。在我看来，许多问题远不是“文化人的说教”能够解决的，她/他们自己解决得很好。

后来，我总结出：“村里人没有文化，但并不等于没有思想。”她/他们自有自己的“活法”！我突然意识到，“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总结她们的经验”，包括生存的经验和生活的经验。也就是说把农村中许多“智者”的经验总结出来，传播出去，能让更多有同样经历的人共同来分享，这比给她们生硬地讲“女权主义的理念”以及“四自精神”更有用（我认为，许多农村女性的“作为”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父权文化，只是人们——包括学者和女人自身没有发现或总结出来）。

当然，就农村女性“群体”而言，其整体情况还有些不如人意。而如何改变她们的不利地位，我认为，以中央党校李慧英教授为核心的专家团队在河南舟山村所做的“修改村规民约”的实验、试点，值得倡导和推广，她们借助/通过/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中国性别平等的进程是专家团队“主体能动作用发挥”的重要表现。这里，以女性研究者为主体的专家团队的举措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担当，一种责任，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这些经验值得借鉴和效仿。（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教授 畅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