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业药品打假人高敬德看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一直是他坚实可靠的同盟军。然而，手持着盖有药监局公章的《协商意见》，高敬德彻底蒙了：药监部门竟然和售假者站到一起，撮合其“协商解决”。

执法者为何成为售假者私了的见证人乃至帮凶？

是工作失误还是售假者帮凶？

为督促药监部门尽快处理其两年前的一起举报，今年6月23日，家住上海的高敬德专程来到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干分局。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具体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却打电话喊来了售假者，并起草了一份《协商意见》。

这份《意见》白纸黑字写明：高敬德与神龙保健用品商店就高敬德向药监部门投诉举报该店销售的嬉春丸等五种产品，达成一次性解决意见。该店向高敬德赔偿购买产品价格10倍的赔款计1200元；高敬德领取举报奖励4300元；高敬德放弃包括投诉举报、诉讼、行政复议、向媒体曝光等在内的各种形式就本案追究神龙保健品店和药监部门的责任。除了高敬德和售假机构在《协商意见》上签字外，江干分局还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以做见证”。

高敬德告诉记者，这份协议是药监局的工作人员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敲出来的。同时，药监部门还要求自己在签署协商意见之后，放弃一切追究药监部门责任的权利。

是不作为还是执法难到位？

43岁的高敬德曾在上海的一家医药公司任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意外服用了导致严重过敏反应的假药，随后走上了专业打假的道路。

2009年11月和12月，高敬德先后六次向药监部门举报，位于杭州天城路的神龙保健用品商店销售的阿拉伯伟哥、澳洲袋鼠、嬉春丸等保健类产品涉嫌非药品冒充药品销售。随后，药监部门分别在11月20日和12月2日，现场查获了以上五种产品。记者在调看了由药监部门确认的这五种产品的外包装复印件后发现，这五种产品外包装印刷粗劣，几乎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假药或问题产品。

然而，虽然高敬德此后多次催促询问，却一直没有接到药监部门的处理结果。

从2010年11月起，江干分局陆续收到了杭州市药检局出具的检测报告，确认除苍蝇水外，其余四种产品均被检出含有西地那非和他达那非等违禁药物。关于高敬德举报案件的调查本可到此终结，可事实并非如此。2011年5月，高敬德被告知方便时到杭州和保健品店“协商解决”。

高敬德认为，这是一起典型失职行为，正因药监部门监管不力，甚至包庇纵容，才导致辖区内假药泛滥。

监管成为“四不管”灰色地带？

“打假者是药监部门永远的同盟军，也是药监部门稽查办案的重要线索来源。”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处长柳静波说，高敬德举报的这一类假药情况比较普遍，鉴于此类产品在管理和界定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药监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难题。

首先是法律法规缺失。关于保健品管理的实施条例迟迟没有出台，导致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监管不到位、执法缺少强有力的依据。

分段监管，也导致相关的执法主体不够明确。“还在田头的农产品由农业部门监管，生产环节归质监，流通环节归工商，到了餐桌上，明确由食药部门监管。”杭州市食品药品监察局办公室主任俞永明表示，这四段从法律上来讲分得清楚，但会有不法分子有意识地规避法律法规，给相关部门的稽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