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公布了提前批小语种的录取结果，引人关注的是，今年人大首次在提前批小语种录取时，以区别男女的方式划分数线：文科男生分数线为601分，女生分数线为614分，女生录取分数比男生高出了13分。对此很多网友惊呼：“这也重男轻女啊！”

《教育法》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第十六条规定：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那么，高校为何公然挑战“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公平，采取暗含性别歧视的录取标准依据又何在？

就业决定高校的招生性别

无独有偶，另一高校小语种提前批次也有同样的录取标准。该校招生办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达到男女平衡，分数线只能这样按性别划分。”

该负责人说，第一批次录取是不分性别，按照分数高低录取，“提前批次不影响一批次的录取。提前批次上不了，一批次还可以报。”但如果按照男女分数平等的录取方式，则“一个班可能只有一个男生或一个男生也没有。而目前小语种专业每个班级男女生都比较均匀，基本上男女生各占一半。”

目前就读于四川大学大三的小程，在2009年提前批次中报考了该校小语种，正因为性别分数划分录取标准，她遗憾地落榜了，对此她认为，本来报考外语院校的女生就多，竞争力又相对强，很容易女生比男生人数多，可能这不利于学校就业率。考虑到这一点，小程表示可以理解，但“如果男女生分数线差距过大还是会觉得对女生不公平。”

该校负责人介绍，提前批次按性别录取，一方面原因是学校考虑要缓解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则是从就业上反映出来的。“就业单位希望招男生，在外事、外交、出差等工作上，用人单位觉得男生更方便。”用人单位往往不会向学校明确提出要求多招男生，但招人时则规定只要男生，这让学校很为难。据他介绍，现在班里的男女比例基本上是1∶1，女生就业还是有明显压力。

在校方看来，培养人才最终还得送出去，送不出去则达不到培养目的。然而，毕业于某高校日语系、目前在日本留学的佳佳则不同意学校的做法，“不管借口听起来多么合理，歧视就是歧视。”在她看来，考生今后的出路应当由考生自己定夺。

女性是否越来越优秀

面对人大等院校在招生上的“性别歧视”，一些人认为：男女生语言天赋天然存在差距，在“小语种”招生中关照男生是合理的。

女生在小语种专业以压倒性的成绩优势多于男性，一位新浪微博用户认为“这是一种女强男弱的趋势”，对此，招生负责人也深有感触：“现在女生考什么专业分都高，招生的时候这一现象非常明显。”

随着今年高考录取的逐步揭晓，高考中“阴盛阳衰”的现象逐渐增多：上海文科状元是女生，北京文科状元是女生，2012年江苏和南京的文理科最高分都是女生……

女性真的在变得越来越优秀吗？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新蓉持反对意见。“女性不是越来越优秀，例如清华、北大那些抢手的、社会回报高的专业，有多少女性？只是语言为女性的强项、有一定的优势。”她指出，学校小语种专业要培养外交官，而外交官不能完全是一个性别，对此，她表示可以理解，但如果在招生的阶段就采取提高女性录取要求的方式有欠妥当。“现在男性都趋向于选择社会回报性更高的专业，对小语种专业的兴趣本来就弱一些。如果要想多吸引男性人才，应该通过社会的自动调节，而不是通过降低分数来吸引。”她提醒，想要招收更多的男生是一个需求，但未必反应的就是社会的正常价值需求。

对于高校所希望达到的“性别平衡”，郑新蓉指出，任何一个领域都希望男女两性是均衡的，但不希望这种平衡是通过不平等的分数录取来达到，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专业为了招到女生而为女生降分。

停止女性歧视的恶性循环

从源头上迎合社会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对于高校的招生态度，郑新蓉直言“不正常”。她强调，所谓高校客观的小合理性，与社会外在的大合理性存在冲突。“高校这种合理性是男女两性不平等的各种因素导致的小合理性，但是给社会长远的大不合理性开了一个消极的头。”

女性为何会遭遇就业歧视？郑新蓉分析，社会对生育成本的分担全部转嫁在女性身上，所以用人单位会把所有的生育成本扣除以后来考虑使用女性。同时，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决定了女生即使考分高，今后发展志向可能还是以家庭为重心。这些社会不公平的打压，慢慢地让很多女性在社会成就动机上低于男性。“过去一些不平等的果，变成现在这种不平等但又符合诉求的因，这是一种循环。”

她认为，长此以往，这样的局面会形成，女性做什么都得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样条件下，女性是不会被录取的，必须高出一截才有希望。这就在女性的心理和发展机会上烙下了不平等的标志。

郑新蓉说，要让歧视女性的恶性循环就此打住，除了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执法者也要在方方面面予以配合，这就要从教育、就业、生育政策、福利政策等多方面予以考虑。“这是一个社会通盘考虑的问题。比如在家庭分担、社会GDP的计算上，也能考虑女性在家庭、生育上的劳动与劳作。”对此，她建议社会做一个公开讨论，在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同时，让社会拿出其他补救措施。(记者 周韵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