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我写了这篇文章作为纪念。1949年我到福建时23岁，今年83岁，整整60年，和福建藕断丝连。

在《福建日报》创刊30周年时，我因约写一篇文章《党报与通讯员的血肉联系》，当时我回忆了当通讯员的经过。我出生在山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岁十一岁读过一年多小学，以后种了8年地，把认识的一些字都丢到庄稼地里了。1949年刚到福建时，为了学文化，就学着写稿子。《福建日报》会不会用我的稿子呢？心中有个大问号，不过又想：用也好，不用也好，反正我是学习写字。开始写稿时，有30%的错字、白字，还画有谁也不认识的符号，写了十几篇，一篇没用。我的心里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怕人家知道，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胡思乱想，《福建日报》发表了我写的一篇稿子，虽然只有豆腐干那么大，却鼓舞了我的斗志，坚定了我继续写稿的决心。同时收到报社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你文化低，决心大，能认真给党报写稿，以后就当我们的工农通讯员。语言不多，动人心。我这个大老粗心里像吃了蜜糖一样甜，在思想感情上一下就和报社同志拉近了。当工农通讯员，是我连做梦也没敢想的呀。

后来，我得知报社联系我的通联是邓辉政同志。她对我非常关心和爱护，经常肯定我写稿积极，同时指出我的缺点和不足，并耐心地帮我修改稿件，改正错字、白字，有时还把编辑改过的稿子寄给我看。我的稿件，不管用不用，她每篇都给我回信，有时还找我谈话，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改稿。她多次对我说，写稿不仅是为了学习文化，更重要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她的话句句说到我心里，使我非常感动，她布置的任务我一定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写了120多篇稿子，采用率从开始的百分之二三十上升到后来的百分之八九十，报社认为写得好的有20多篇。这为后来做党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1951年，我被评为《福建日报》一等模范通讯员。

由此我体会到，党报和通讯员是一种血肉关系，不可分离。

一年三变进党报

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在庆祝《福建日报》创刊60周年时，我很自然地想起创刊初期党报和通讯员的血肉联系。通联对我的培养、教育，使我能够走进新闻工作大门，后来又调到《解放日报》，做了几十年新闻工作。

1951年，我从《福建日报》普通通讯员、积极通讯员、骨干通讯员到特约通讯员，这一年三变，是因为通联邓辉政同志用尽心血，不放弃一点培养教育我的机会。

我当时对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党报通讯员，心里还是一个问号。一天晚上10时，我突然接到报社的电话，要我写一篇闽侯人民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稿子，第二天用电话发稿。当时天气不算热，但我还急出了一身汗，只回答了一句：一定完成任务。第二天按时发了稿，党报表扬了我，还把我捐献20万元（旧币）的事，抽出来另加了一个小标题：“本报通讯员吉景峰捐献稿费20万元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没过几天，又收到通联组来信说，你积极完成任务，不仅是本报通讯员，而且是一位积极通讯员。从此，我就从一个普通通讯员变为积极通讯员。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