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当前领导干部六大“观念偏差”

偏差之四：将诸多问题都归罪于基层干部，不适当地指责基层干部

当前基层治理中乱象较多，如果要探究原因，当然有基层干部群体本身的问题。因此，高层对于基层官员有种种不满，民众对基层干部有诸多抱怨，实属正常。但是，也要看到，问题出现在基层，并不说明造成问题的原因都在基层；问题出现在基层，并不说明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在基层。有关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更倾向于信任高层政府，而不信任基层政府，有俗语如“中央是亲人，县乡是仇人”、“中央的经很好，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等等。这种现象与欧美恰恰相反，那里是民众更信任基层政府。至于原因，西方学者的解释是，因为基层政府距离民众更近，民众能看到、感受到基层政府在做事，所以信任高；而高层政府，民众往往不知道他们为自己做了什么，所以，对高层的信任就低。也就是说，在中国，基层官员得到的信任低并不是必然的，甚至本来可以得到高信任的。

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官员面前很无奈，有种种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民众无法监督政府官员，这是政府体制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无法归结为基层官员的个人品行或者能力，解决问题要高层承担责任。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顶层设计”问题。在现行体制下，作为基层政府的县乡政府责任大，权力小，能力弱。虽然在政权体系中乡镇是五级政权中的一级，但严格地说，乡镇从来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权。乡镇政府没有执法权，甚至没有独立财政，其服务能力下降、管理能力萎缩是很正常的事情。县级政府的问题其实也很突出，承受的问责压力很大，但是权力空间相当狭小，若干重要管理部门被垂直管理，管理权力被上级分割，管理能力力不从心。问题出在制度安排上，上层负有更大责任，一味指责基层官员“不得力”、“不顶事”是不公允的。

偏差之五：过于相信“高压式”问责，靠一票否决等手段来解决问题

现在，“问责”的说法很时兴，但是问责被操作为不分青红皂白的问罪和处分，到处挥舞一票否决的大棒。问责应该是一个权力、责任、监督评价等要素良性协同运作的工作过程，不是简单地出了问题就处罚。问责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治理体制基础上，首先要建立权责合理、运行有效的权力配置体制。既要界定好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权责，还要界定好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权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权责体系严重扭曲和倾斜：在政府内部，权力向上级政府过度集中，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权力向政府过度集中。这种集中的结果，是上级无法真正监督制约好基层政府，民众也无法有效地监督基层政府。没有良好的治理体制，上级对基层只规定硬任务，只是强调出了问题就处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激化基层政府与上层领导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