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湖南太子奶集团破产重整结果出炉，破产管理人陈建宏告诉《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这天的媒体报道出来以后，株洲市政府从上到下，都是高兴的。终于着陆了。”

到此为止，株洲市主导对民营企业湖南太子奶集团的“托管经营”模式，已经完成使命。

这一创新的政府救企模式，曾被普遍寄予厚望。然而，成立高科奶业托管经营半年之后，随着太子奶北京、湖北二厂2009年下半年相继关闭，2010年初高科奶业变身为软银控股的民营公司以及今年8月政府委派的托管官员文迪波被双规，株洲市托管民营的尝试已黯然失败。

正当株洲市政府上下对破产重整案表决结果欢天喜地之际，也许是对政府托管模式作一反思和总结之时。

市场边界被跨越

从2008年末危机爆发，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恳求政府出手相救，到与托管的政府撕破脸皮，似乎一直在破坏规则的人是李途纯。

但深究其源，反复践踏承诺和约定，来源于内心对失去股权的焦虑。这要说到李途纯及三大投行股东与株洲市政府签订的托管经营协议，该协议规定，一方面政府租赁厂房设备托管经营；另一方面，由政府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太子奶，降低资产负债率。一旦引资成功，地方政府从股东手中受让得到44.14%股权，而李途纯方面的股份则由61.6%降为27%。

这是一份将托管经营与引资缠绕在一起、将托管经营所生发的相关债权债务与股权缠绕在一起的协议，责权利定位极为模糊。

一位知情人士分析说，如果政府主导引资成功，政府可以收回经营投入和所得，为什么要拿股权呢？这似有与民企争利之嫌，而如果引资失败，政府要那些股权又有什么用？

拯救之心反引夺产之恨，最终陷入企业家和企业家背后势力角斗的汪洋大海中，强势只能成强弩之末。在最后的破产重整表决中，实际上，这一托管协议已经被管理人认定不具法律效力，最终弃而不用。

这份托管协议赋予了株洲市政府经营者和重组人两个角色，随后政府方面派驻官员高调入主。其派驻的官员文迪波亦是官员与企业家双重身份兼于一身。政府显现出大包大揽的“气魄”，但政府与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就此被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