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辛苦下来，毛利润中大约20-25%都拿来交税费了。”12月27日，北京的电视购物供货商老板姜华抱怨说。

作为珠宝代理商，姜华公司的日常业务是给电视购物频道提供珠宝。捧着这些珠光宝气的贵重家伙，姜华却感觉自己没发什么财。“我们公司今年320万的销售额，扣除成本、各种税费之后，最后我自己拿到手20万都不到。”

姜华做这行已有4年，手下有10来名员工，属于近期国家领导层高度关注的小微企业。

12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说，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特别是针对小微企业。会上指出要实施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标准由3万提高至6万。

而此前，10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以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为试点，试图缓解中小企业税收压力。

但减税政策密集出台之下，小微企业主们的反应如何呢？

“就我所知，真正去申报小型微利企业的并不多，就算要申请，也得有关系。” 姜华说，即使能申报到，这部分优惠，相比企业的增值税还是比较微弱，“对我们这种性质的企业，最核心的还是增值税的改革。”

“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标准由3万提高至6万，这个政策力度太小，几乎没用，一年不到6万，在上海这样的地方，这是什么企业？能有多少这样的企业？”在上海开工业品代理公司的孙哲(化名)说。

减税之后

“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并不完全符合服务行业的特点。”上海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宋濂博听到一部分上海的小微企业反映， “除了一些大型物流企业，一般的服务业并不具备开增值税发票的资格。

对这部分小企业，如果不把法规定明确，改增值税后税负反而会不降反升。”

“毛利的一半交了税费”

2010年11月，孙哲(化名)和两个朋友合伙，在上海奉贤区的工业园区里开了一家工业产品代理公司，除税费外，他跟另外两人的成本收入都单独核算。小微企业大多是这种合伙性质的中间商。

这一年，孙哲个人的销售额约200万元，毛利润20多万左右，缴纳增值税约3万多元，企业所得税4000元左右，“总共交税大概4万块。”增值税中，85%(14.53/17)是国税，其余为地税，包括教育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五项。

此外，他这一年交纳各种费用大概在4万元左右，“我们这种贸易型企业必须注册在园区内，工业园区内一年的管理费大概2500元。”

最大头的是场地租赁费，一年大约2.4万元。

另外还有在银行开公司基本帐户、网上银行约2000元/年，办公费用1000元/年，财务费6000元/年，委托代理机构注册登记的费用是2000元。

这一年下来，毛利润20多万中，近10万是各种税费。“当然客观因素是开业第一年的各种开销比较大。”孙哲说。

给电视购物供应珠宝的经销商姜华则更多了一个麻烦，孙哲的上家下家都是企业，都有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而姜华公司的上家是经常拥有原料的个体户，“他们根本没有发票，意味着没有进项税额。”

但把珠宝卖给电视台时，她又必须提供增值税发票，由于没有进项，只能按销售额的17%开票，这样一来，她就自己多承担了一大部分税收。以一件1000元的珠宝为例，没有进项发票时，她的企业要承担170元的税额。为了盈利保本，只能在销售上加价，也就是说，含税的销售价格得1170元。

但为了保持竞争力，又不能把价格提那么高，所以增值税是姜华最大的负担。“把原料拿去加工，可以从加工厂家拿到增值税发票，能抵一部分进项税额，但只是杯水车薪。”

不仅如此，有时候产品卖给商场并提供10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后，商场扣除掉一些促销活动、店庆等的成本，返还给姜华的只有90万元，剩余的10万元只开普通发票，“这些发票抵扣率很低，人家商家拿去抵了，我们中间环节却不能抵。” 姜华说。

在店庆活动中，商场经常会暗示供货商出些赞助，“有时会直接要求给销售额的5%，我们不能接受，跟他们磨，最后至少得出个一两万。”商场掌握渠道，姜华不能说不。

根据她的计算，公司一年的毛利中约20-25%缴纳了各种税费。

相比之下，孙哲公司的税费比例占毛利比重更高。

“企业所得税的负担最重，”孙哲说，“我今年利润20多万，按规定的25%要交五六万，但我买车花了18万，挂在企业账上，最后只交了三四千的企业所得税。”

重负之下，和多数小微企业一样，孙哲也练就了一套“合理避税”的办法。

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小企业把库存消耗多报点，利润就下降了，“库存损耗多报一个点，有些企业利润能降20-30个点。”

据官方统计，浙江省19人以下的小微企业有32万家。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经营活动很少有发票。“有些企业，开发票时，两张发票之间垫个纸板，上面数量小，下面数额大，交给税务部分的上面那张数额其实很小，这叫‘小头大尾’。” 卓勇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