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资本充足率和贷存比一起成为了制约银行放贷的两个最重要的监管因素，业内普遍预期监管层可能进行灵活微调。

这种预期在经济增速下滑之时变成了现实，去年年末，市场曾传出新资本监管协议将延后实施的消息，随后本报记者从监管层人士处证实了这一信息，据消息人士当时透露，监管层将考虑从调整风险权重的角度对资本管理办法进行调整。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日在《财经》杂志撰文时指出，如果国民经济不健康，银行经营就必然不稳健，银行利润就成为无源之水。

某国有大行风险管理部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有各种监管指标，但中国银行业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平稳发展。

“金融危机时，国家让银行放贷款，我们看到了有些项目风险很多，但架不住人家天天打电话催啊，”上述风险管理部人士称，“监管指标的实施尺度要放在宏观经济政治背景下审视。”

但新监管标准实施的推迟和微调，并不代表着银监会将摒弃这一方向，尚福林在上述文章中指出，新监管标准是对银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引领，是健全银行业运行机制的一种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