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停歇的生产线

1979年，9岁的潘毅随家人从汕头移居香港。九十年代初返回大陆珠三角做调研时，她对自己的定位还是“自以为‘香港社会更进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孩子”，但那个年代的多次调研经历，让她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有了新的反思。

潘毅第一次实地调研去的是东莞的一家雨衣厂，底层是货仓，二三层是生产线，顶层给工人做宿舍。为防止盗窃，宿舍窗户都会上锁，火灾时无法逃脱。与工人同步进行工作的调研不下十次，多年积累的一手资料著成《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一书，在2005年获得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她成为首次获此奖的亚洲学者。

“天生对平等感兴趣“的这位特例独行的女学者，至今无法接受的一个现象是——一个社会一部分人的享受，建立在大部分人更大的牺牲之上，还以此美化自己的生活。

“富士康这次调研，我再想进厂已经进不去了，因为我太老了，人家不会录取。”潘毅说。而学生进厂亲身体验，在她看来很有必要：一是要验证工人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二是做代工厂研究要有一个直观认识。“对进厂的孩子，我一般不会太担心安全问题。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做过呀。”提起当年的调研，潘毅有种淡然的自信。

徐光和董雨晴，便是践行潘毅这一想法的两名学生。

2011年3月，徐光走进重庆富士康大门时，厂房楼都没有盖好，但已投产：三四层还在施工中，一二层就架上了生产线。在经过考察四肢是否健全、有无纹身、证件检查、常规体检和70题心理测试之后，徐光通过招聘，成为富士康重庆厂区的一名普工。

富士康在大陆不同地区可随意征调工人，以“某地专案”的名义调配，在招聘地和工作地之间选择薪水基准较低的城市作为标准，来支付工人工资，这很难让人不质疑其加薪的实际落实情况。应聘时，看到一辆辆巴士把刚录取的重庆工人像货物一样成批运上绿皮火车拉往江苏昆山，徐光很怕自己也被这样运走。

进厂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军训，以便让工人习惯长时间站立的工作方式。这种军训也是待岗的变种，哪里需要就派去哪里救急。这期间，徐光去生产线帮过忙，一天搬过六百台电脑；也打扫过卫生，一台机器一天擦几十遍。等新生产线落成，他才逐步被安排固定岗位。

徐光做的流水线是在一个模具车间。每29秒，就会从流水线上掉下来一个模板，工人要很好地配合这台“定时吐物”的机器。在这29秒中，徐光要先用气枪把模板上的灰尘吹净，再用抹布把油渍擦净，最后用小刀把模板边缘比头发丝还细的毛边刮掉。头发上身上全是细小的塑料碎屑，“如果没看到人就远远闻到很重的塑胶味，那一定是我们车间的”。

接模板；拿气枪、喷灰尘、放气枪；拿抹布、擦油渍、放抹布；拿小刀、刮毛边、放小刀；把做好的模板递给搭档，然后去接新的模板：这十二个动作，徐光要在29秒内全部完成。动作慢了，新模板掉下来砸到旧的，两块全部报废，会被线长(流水线长)骂。没有时间喝水和上厕所，吃饭要和搭档轮班去，因为任何短暂离开都会导致积货。午饭积压的货，在下午要一边赶新活一边补旧活，中午的旧活补完就到晚饭时间了，这意味着新的积货。

工厂有时为了赶进度，会把流水线的速度从29秒/个，调成22秒/个。十二个单调重复的动作，以二十几秒为一个单元，在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上，切割着徐光一天的12个小时，一个月的28天。

“在这里，空间和时间的概念都被解构了”。宿舍是工厂生产空间的延伸，累得根本无力说话，睡觉是为了恢复以后再工作；车间总是灯火通明让人忘记时间，好在有一扇小窗能在运气好的晴天投进些许阳光。“当阳光照到胸口那个位置时，我就知道再过半小时就可以吃晚饭了。我对时间的概念就来自那扇窗”，徐光在入厂笔记里这样写到。他说他总有一种强烈的一睡不醒的愿望，“我不是想自杀，不想醒来，是因为醒着的唯一目的就是干活。”

对于董雨晴来说，那个失语的女孩对她触动很大。她无法想象非病理失语的产生。 “你为什么不进来做做看，进来做做看你就明白了。 ”工友说。就这样，2011年11月，董雨晴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应聘成为一名普工。先是做目检，在白炽灯下仔细端详产品有没有划痕；后来因为要求星期六(7.57，0.00，0.00%)休假，被线长驳回后“擅自旷工一天”，被罚一天搬3000个箱子，做了十天。第一天搬完后，董雨晴的胳膊肿了，疼的睡不着，但还是硬着头皮撑过了余下的九天。

后来她被定岗去流水线上夜班。80名工人，从一开始不熟练日产只有200件，到后来狂飙到3800，只用了几天时间。要完成一件电子产品，董雨晴需同时操作六台电脑，六个屏幕都在闪，动作必须异常麻利。产品流到眼前，不捡起来会被骂，捡起来就得把它做完——捡与不捡，都是问题。

这个面容清秀、身材娇小的湖南姑娘，记得自己如何被线长骂：“你怎么这么蠢啊！这个放在后面你不知道吗？你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吗？我现在就让你给我写检查！先写检讨明天这个时候就要交给我！你再出错就给我滚啊！你这种猪不要在这里做你知道吗？”“我每天不知要听多少次。我其中一个搭档有一天就受不了了，把产品一扔，说，妈的，老子不干了。”

董雨晴觉得这里好像有“骂文化”：工厂如此残酷，没人瞧得起你，说话都是吼。“我以前想象的作为人的尊严——别人应该怎么对我说话——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了。自尊完全没有了。”

车间为保持机器低温，在冬天仍开冷气，加上连周夜班休息不足，和许多工友一样，董雨晴终于病倒，进厂一个月的最后一周身体和精神濒临极限。请假算旷工，得不到加班费。两周休一天、工作三周的加班时间有80小时，比起微薄的1500元月薪，加班费不可谓不可观。为了讨薪，最后一周她不停在辞职、投诉。某天讨薪的路上，忽然下起了雨，董雨晴没有带伞。在那段通往员工关爱中心的40分钟路途上，她终于也像同寝的每一个女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坚持不下去了。

潘毅对徐光、董雨晴这样进厂体验的学生会遭遇的认知和情感冲击，早有预料：每天12小时、日复一日做重复的机械动作；变成流水线上可被随时替代的一个零件；去被架空几乎所有可能的社会支持；去过睁眼就为了干活、累到无力交流的生活；甚至，去被冤枉、被辱骂、被摆布、失去自由和尊严。

徐光体悟了潘毅的用意，他从连接厂区和市区的隧道离开生产世界、进入商业世界时，唏嘘其间的天壤之别：消费如此光鲜，但工厂实在丑陋。“没有人愿意来了解一下，可工作在这里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小学同学，初中好友，甚至家人。”现在，他再去农村看到满地跑的小孩，仿佛一眼就能看到他们十二三岁时的境遇：去类似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打工，要么忍下去，要么回乡，可回乡以后还是会再去打工。“游离在城乡间的徘徊是注定的，没有人改变的了这个群体的命运”。

董雨晴出厂没多久，就有工人在她曾经每天经过的车间里上吊自杀了。她终于明白潘毅在课堂上提到的“命运共同体”是怎样的含义：“我进过富士康，就会一直牵挂那里”。

然而，这样的体验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潘毅强调保持抽离感，才能客观观察问题，但学生们易从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态度，一下子完全认同工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所以在撰写调研报告时，潘毅会格外用心订正他们的用词和语气：“绝望”、“宿舍像垃圾场”确是工人原话，但报告还是要用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写，不宜过激。

徐光和董雨晴的先后进厂，分别属于2011年3月~5月针对富士康西迁的调研，和2011年11月针对富士康大量使用学生工的调研，对之后相继出版的调研报告《西进——富士康内迁调研报告》和《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均有贡献。截至今年3月底，这场持久调研的成果，以三份报告的形式全部问世。综合了三份报告之精华的作品，欲命名为《我在富士康》，已在香港出版，目前正努力争取大陆出版中。虽然每位参与调研的大陆教授都积极帮忙联系过不止四五家大陆出版社，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都没能敲定出版事宜——内容敏感，不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