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因为当地提供的这些优惠措施，是在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已被取消的大背景下发生的。2010年12月，国务院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两税合一”被认为是外资企业优惠待遇变成平等待遇的标志：在中国加入世贸5年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不仅让其在税收政策回归国民待遇，而且有关的其他因素包括土地价格上、环保、劳工待遇，水、电、物流等方面，都取消了原来的多方面优惠。这一企业“平权运动”，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走向成熟的表现。

我们也不难理解地方政府的急切，在2009年由国务院批复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西安被定为“国际化大都市”，并进一步要求在经济区建设“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但近年来，虽然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但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却一直处于颓势。而且，面对重庆、成都等同为西部中心城市新区的竞争，西安高新区在最近几年也缺乏类似重庆惠普、成都Intel等重量级外资项目。可以说，地方GDP竞争是这次“摘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摘星”到手是否能复制此前长、珠三角等地区的繁荣经验需要继续观察，但是从根本而言，这一简单重复的举动，在今天强调政府之手退出市场，寻找新发展方式的时刻，是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某种破坏，也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某种倒退。

耗巨资“摘星”另一不合时宜之处，在于今天经过互联网启蒙的民众，已然与20年前不同，对政府决策的透明化公开化阳光化均有了更高的要求，如此大手笔的招商成本，已经很难重复过去的路径。“摘星”的消息一经披露，就有民间激烈反弹之声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