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美好愿景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庞大的高利贷局面就出现了第一次裂缝，吴已经出现了“违约”，即到2009年时，吴称安徽的商务楼项目由于房屋产权性质未能解决，他退出了投资，此时，褚、黄二人已近“入彀”，难以脱身。

黄一平在笔录中如是说，起初“吴连伟提出要我们为他在外的借款进行个人担保，后来他以及出借人要求直接以我们的名义借款，借款迟迟不还，出借人就催，我们也没办法，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对于其他借款人而言，银行支行行长的担保效应不可谓不突出。一位名叫许维龙的借款人在笔录中如是说，“当时吴连伟向我打了借条，但是我怕吴连伟不还钱，就要求吴连伟再找一个借款担保人……因为褚程军是银行的行长，所以我也认可了……”

套牢

此时，吴连伟又抛出了新的“诱惑”，其于2009年成立了西安新天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后于2010年成立了新天达公司，前者对接一个名为西安大型广场开发建设工程，后者对接西安高新区鱼化寨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此时的褚程军和黄一平选择已不多，据褚笔录介绍，“我为他担保的借款资金必须吴连伟来归还，我只有为他继续提供资金，来完成2009年他到西安开发的房产项目，才能摆脱我对应的担保责任。”

从2009年4月开始，吴连伟便不断以西安房产项目需要资金为由，让褚、黄二人为其在外借款，一方面，继续维系高息借款的资金链，另一方面获取资金用于吴连伟投入西安的房地产项目。

褚、黄两位支行行长获取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褚程军和黄一平在笔录中也坦言，部分出于私心，吴连伟曾反复承诺会给其好处，“具体就是待西安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完毕后送我几套房产，并给我几百万元的好处费。”

褚还透露，在借款过程中，他和黄一平从部分借款人那里收取了部分利息差，“吴一般要求将月利息控制在8%以下，但再高的利息他也会要”，实际上，褚和黄有时候募集的资金成本在5%-5%之间，“剩余的2%-3%利息，就被我们私下里收取了。”

“到了后期，我也只能为他维系资金链，我全部的念头就是想吴能早些拿到土地，可以申请贷款用于清偿在外的借款，早些完成房地产项目开发。让我摆脱借款人的纠缠逼债。”褚程军如是坦言。

待到2010年4月时，褚、黄二人坦陈已实在无法获取借款用于维系资金链了，二人遂决定从银行行长的职位上离职，随后去西安找吴连伟，吴在二人辞职后，每月向其各自的银行卡内打进一万元作为生活费。

半年后，随着吴、褚、黄三人相继被公关机关刑事拘留，这场无法终结的高利贷游戏终于暂落帷幕。

然而，帷幕之后，原先的朋友已成陌路。在其涉及的总额高达2.7亿元非法吸收的存款中，至案发时尚未归还的借款金额还有9617万元；这9617万元到底去向何方？

公诉方认为，这9000多余万资金亏空皆因供吴连伟使用，所以吴应为全案负责；不过，吴连伟在检察院讯问笔录中提出了自己的异议，“我向朋友借过钱，也向褚程军、黄一平借过钱，有些借款已经还了，向褚程军，黄一平借的钱也都已经还了。”

在吴连伟律师的一份一审辩护词中称，作为本案最大疑点，9000余万巨大资金亏空不应让吴一人承担，“其实不难想象，褚程军、黄一平二人的资金去向根本远不止吴连伟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