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严重不透明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每出现一次金额巨大的奖注，都会引发公众包括彩民的广泛猜测和质疑。

程阳认为，这种质疑有其合理性，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彩票获奖信息的披露不能满足彩民的合理需求，也包括彩票公益金的使用。他向记者表示，作为一个彩票研究者，我在获取国外的彩票数据时都比国内的要方便得多。

记者在程阳的个人博客上浏览发现，该博客引用了大量国外的数据、图表，非常详细。

“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定，公益金占彩票销售金额的35%，若以3000亿销售规模计算，年度公益金将达1000亿元。但各省并没有公布过详细的支出账目，每年公布的只是一个大数。”夏志宏对记者表示，不过他认为彩票公益金仅是财政不透明的一个方面而已。

“青岛市福彩中心就曾利用彩票公益金购买豪华游艇，还美其名曰主要用于为彩民服务。”夏志宏给本报记者举例。

“最悲哀的事情是，所有好事都做了，也做完了，可惜没人知道，或者总不希望别人知道。结果大家都认为我们彩票公益金什么都没做，钱都被彩票中心或者国家花掉了。”苏国京感慨道。

说到保护个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程阳表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但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知情权”与“隐私权”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操作。

“与目前国内《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彩票管理条例》这样的法律效力很低的下位法相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彩票市场的信息公开，源自于法律。例如，美国1966年 7 月 4 日制定的《信息公开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US FOIA)，英国2005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信息公开法》”。

按此法律，英国的彩票发行机构没有任何我们认为的秘密可言，不但本国公民，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人远隔重洋咨询，他们也必须出具任何彩票相关各类销售数据、详尽财务报告等，不得回避。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对峙，缓和的手段只有媒体，也只有媒体才能是该悖论的最后裁决者，中国彩市20多年，尚没有发生因媒体透风而导致中奖者不良结果的案例。彩票机构应该充分相信媒体、更不能回避媒体，中奖者更加不能以隐私权为由拒绝见证，这不仅有违常理，也没有法律依据。”程阳对本报记者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