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南方某地级市银监局人士向记者透露，当地城投企业的中票和企业债发行均被暂停，监管机构已然开始行动。

进入2012年，城投债陷入“非理性”繁荣，与一年前受违约风波冲击下整个市场流动性停滞，近乎天壤之别。

来自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共有393只城投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挂牌，筹资规模达到4686亿元。

“其中，大部分城投债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持有，特别是部分城投债由于市场认可度不高，导致承销银行被动持券，这使得平台风险仍大量留在银行体系内，并未得到有效分散，银行的实际风险敞口上升。”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内部最新季度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一针见血指出城投债繁荣与银行风险敞口上升之间的关系。此次会议上，同样被尚福林着重强调的还有同样火爆的基建信托、房地产信托、资金池信托、票据贴现等与影子银行风险密切关联的话题。

“这些问题，将成为下一阶段监管关注的重点。”多位监管人士表示。

影子银行风险到底有多大？

尽管此前尚福林公开表示，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与西方有实质之别，且无论理财产品、信托产品都置于监管之下，风险可控，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机构对影子银行风险隐忧视而不见。

“越来越多的融资平台正在改变原有融资模式，”上述会议上，尚福林直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是今年以来，政府平台通过企业债券、信托计划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很普遍，城投债发行增长迅猛。

4000亿信政合作+4686亿城投债

表外融资对于2012年处于偿债高峰的地方政府意味着什么？

19日，某南方监管机构人士介绍，以南方某地级市为例，今年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状况在流量和存量方面均得到了较为充分保障，金融机构为当地政府融资平台全年解决了将近300亿的融资缺口，其中，企业债、中票短融和信托等表外融资就增加了100亿元，占到了三分之一。

上述人士介绍，当地监管机构和银行业采取了几项措施：第一，“退”。银监局内部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平台退出审核工作，一旦获得退出资格就获得了企业债发行资格。通过发债融资，今年就解决了50亿元的资金难题。第二，根据新的监管条件，被纳入监测类的平台，也要通过调整融资目的，比如以保障房用途方式申请贷款、发债，为其再建、续建项目的融资。第三，通过收回再贷、据实定贷等方式解决了100亿元资金缺口。

300亿落实之后，当地融资平台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如今，一旦发债通道堵塞，将对当地城投企业的融资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但对监管机构而言，地方政府平台融资表外化趋势带来的风险却让他们无法坐视不理。

“无论信托还是城投债，实质都是借新还旧的击鼓传花游戏。”一位信托公司高管告诉记者，今年信政合作的信托项目收益率多在10%以上，大家心里都清楚其中的风险所在。与城投债火爆相映衬的是，基建类信托的崛起，这背后正是2009年之后因风险问题被银监会重手压制的信政合作业务死灰复燃。

截至2012年三季末，信政合作类信托余额为3903.5亿元，较今年初激增1366.7亿元，占比也从年初5.27%提高至6.18%。

2012年偿债高峰承压之下，信托资金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除银行贷款、发债融资之外的第三大融资来源；而在银信合作、房地产信托屡被监管限制下，信政合作亦成为诸多信托公司2012年以后大规模涉入的领域，素以业内彪悍著称的中融信托，便将政信合作列为今年业务重点，旗下各业务托对上报的项目多达数十个。

上述信托公司高管表示，基建信托，原则上也采取名单制管理的形式，即信托公司的基建信托项目，基本针对清理完毕、合规的平台，且原则上要与当地银监局进行沟通，“如果当地监管机构说OK，我们就可以做了。”

对于基建信托，监管机构的意思很明确，尽量做到总量控制，不要让规模失控。

“总量控制是底线。”上述地方银监局人士告诉记者，在银监会最新要求中，明确提出重点排查平台贷款偿还情况、平台贷款分类变动情况、新设平台以及新增平台贷款投向的合规性，要继续严格落实平台贷款总量控制要求，对于违反政策以各种名目“绕道”进入平台的贷款，必须加以清收。

至于债券、信托等其他融资途径，则有望被统一纳入风险敞口，防止过度授信和多头授信，这实质上与目前监管层对各行铁道部贷款的要求相似，而诸如建行等部分银行，今年以来已经将该行承销的企业债额度统一纳入银行风险敞口，进行管理。

以某国有大行为例，截至2012年8月末，该行对铁道部集团授信余额2226亿元，较年初增长371.77亿元。其中，固贷1590多亿元、流贷61.42亿元，债券投资545.73亿元。

“债券融资比2008年增长420多亿元，增长率348%。”上述银行风控部人士坦言，在统一授信管理制下，债券融资被得到紧密跟踪，“以债替贷”得以快速发展。